美國記者眼中的牡丹社事件:導讀《征臺紀事》
新書視窗
第28期
2016/08
文/翁稷安
豪士(Edward H. House, 1839-1901)於1875年在東京自行出版的The Japanese Expedition to Formosa一書,由陳政三翻譯,以《征臺紀事》為正式中文書名,已是第三次在臺灣出版,分別是2003年原民文化、2008年臺灣書房,以及此次2015年五南圖書所出版。這樣一部堪稱「硬性」、帶有史料性質的著作,能反覆修訂出版,獲得市場不錯的回饋,正說明著本書在臺灣史的重要地位,和譯者對本書的用心。
《征臺紀事:牡丹社事件始末》書封(圖片來源/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在2015年五南版中,最明顯的不同,就是譯者陳政三在序言中加入了對作者豪士的生平介紹。豪士為記者出身,在1870年時來到了日本,之後持續在日生活了三十多年,和日本政界有著密切的交往和互動。以記者的訓練,留下許多報導和著作,成為當時西方世界要了解日本政情的重要管道,或者,用略帶有情緒和負面的形容,是當時日本對西方的「傳聲筒」。長期生活在日本的豪士對日人的同情或採用日方觀點,情有可原,但若以《征臺紀事》一書的內容來看,紀錄足稱詳實,從第三方的角度,對1874年中日「牡丹社事件」保有了不同於傳統教科書的書寫;他流暢的敘事能力,也使今人對當時臺灣的風土人情留下深刻的印象。全書共有三十七章,並有譯者分為「征臺前的準備」、「浴血戰場」、「外交折衝及落幕」三部分,並對各部分寫下簡短的導論,讓讀者能更為便利、快速的掌握各章要旨。
迥異於以清朝為中心的傳統歷史敘事,豪士從國際法的視野看待牡丹社事件,當時發生於臺灣週邊的船難,如1867年的羅妹號,遇難者或救援者往往遭受東部原住民族的攻擊,而清廷又宣稱這些處於「番界」外的「生番」非其管轄,以逃避責任。逼得外國勢力只能自力救濟,自行和東部原住民族戰爭與和談。清廷規避國際法責任的作風,給日人可趁之機。1871年,琉球船支於臺灣外海觸礁失事,漂流至臺灣的水手,有54名被殺害,僅12人逃離,日本即藉此慘案,確立對琉球的統制,同時策劃對臺出兵,雖於日本內部出現反對的聲音,但征臺的大方向已然確立。日軍於1874年5月登陸,作為第一次對外征伐,狀況百出,所幸獲得美國籍長期經營臺灣南部的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 1830-1899)協助,藉著李仙得的情報和名號分享,獲得當地住民的合作,很快建立了基地。
這些來臺的日方軍人,多為失意武士,在日本國內「征韓論」被否定後,南方的臺灣戰場成為這些人士宣洩不滿之處。也因為訓練不足,尚未統合成專業的現代化部隊,經常出現脫序的行動,整個對臺戰役即在如是半規劃半意外的情況下進展著。石門之役,就是在日軍個別的脫隊行動,被牡丹社人攻擊後才爆發,也讓原本以和談為前提的征臺計劃,變成訴諸武力。
於是年6月開始發動大規模清剿,日軍除了要對抗仇日的原住民族,更要對抗不利的自然環境。在西鄉從道的率領下,日人採取和戰同時並進的策略,和願意合作的番社展開談判,全力衝刺對牡丹社及其盟友的討伐,克服了層層天險,取得勝利,將牡丹社、高士佛社等社趕入深山;並收集足夠的情報,開啟東臺灣的門戶。
過程中,清朝政府的態度一直曖昧不明,在豪士的紀錄中,看到不同官員間不同的矛盾說法。等到戰事進入尾聲,李鴻章才派沈葆楨來臺,開始一連串和日軍的談判。沈派遣潘霨和西鄉談判,在反反覆覆的會談中,雙方願意承認清朝在東臺灣的主權,但清朝必須支付日方所有的出兵費用,簽定了「西潘密約」。用豪士的形容,雙方談判是「日本的現實手法對抗清國的古典方式」。但該協定事後,又被清方片面撕毀,讓外交戰的戰線從臺灣延長到了北京。
對於日軍征臺一事,親日的豪士持正面態度,認為日方代替了清廷執行早該進行的任務,讓類似的海難情形不再發生。然而,清朝中央立場卻轉為強硬,宣佈對「番界」早有主權,日軍征臺是片面的侵略行為。在北京進行的中日談判陷入僵局,大久保利通抵達北京主持談判,他國也加入調停的行列,在數度瀕臨談判破裂後,雙方簽訂了《清日臺灣事件專約》,日本出兵之舉取得了全面的認可和勝利。此外,該事件也間接凝結了日本的民心,確實如豪士略帶偏見的觀察,日本致力改革,逐漸走入現代國家之列,並成為和西方相抗衡的亞洲勢力;卻也因為外國勢力爭雄的野心或處境,走上了另一條不健全的道路。
通觀全書,不難察覺豪士個人的偏好,但作為記者,他仍堅守了記者的底限,這當然是份有立場的報導,但絕非不實的偽造。從事前的脈絡追尋,再到軍事戰場到外交戰場的描繪,都留下詳實動人的文字。豪士的文字造詣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而他的好奇心也在戰爭的主調之外,替當時東臺灣的原住民留下了近乎民族誌的書寫,精彩程度甚至不下戰爭的主軸。這當然是本歷史著作,但經由作者寫作功力和譯者的用心補充,讓本書成為一吸引人的深度「故事」,這或許是好的報導或史書,所被遺忘已久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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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翁稷安,嘉義義竹人,生長於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博士論文討論1920至1930年代南京國民政府對三民主義的推動,未來除希望能在原本領域繼續深耕外,更期盼能進一步將研究觸角延伸至戰後臺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