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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之內,與之外:原住民歷史議題紀錄片的開展 影像觀點 28 2016/08

文/陳芷凡

 

 

    原住民社會運動之後,族人們從不同向度回溯自身生命經驗,回應「我是誰」,這其中,質疑長期被再現的歷史位置、省思被敘說的族群身影,成為原住民族建構「我是誰」的基石。當身分認同不再是問題,我們可觀察導演們從「參與歷史」到「介入歷史」的不同考量。任何介入歷史的書寫策略,皆在一個線性的時間軸上,商榷文化研究者Hayden White1928-)「每一個歷史呈現都有意識形態的作用」之諭示〔1〕Hayden White企圖以多重歷史(histories)的反思,替代單一歷史(History)之陳述,提醒讀者留意敘事者的發言位置,旁及以何種「後設」觀點介入歷史論述。「歷史議題」紀錄片的關切,一方面顯現多重的歷史詮釋,導演們亦選擇性地回應了現當代的時局變化。以下將從三個歷史事件的回溯、三個問句,鋪陳此向度的思考。

 

誰的霧社事件

 

    魏德聖導演的電影《賽德克•巴萊》,於2011年上映時再次召喚臺灣民眾的歷史記憶:即1930年莫那魯道帶領族人正面迎戰日本殖民政府的蠻橫與威權,賽德克族人可歌可泣的殉身,宛如一則臺灣命運之隱喻。然而這則隱喻,在《賽德克•巴萊》電影與既有論述之外,存在不同向度的省思。

    1998年邱若龍(漢族)完成「GaYa:1930年的霧社事件與賽德克族」此紀錄片透過訪談當年與日人合作的Toda部落族人,示日人如何洞悉族群內部的敵對狀態,採取「以番制番」策略。此一視角顯現了歷史的縫隙,也成為導演們發問的契機。2013年比令•亞布(泰雅族)的《霧社?川中島》,試圖從我族觀點進行霧社事件的詮解,在影片中,邀請清流部落(霧社事件後裔居住地)的兩位知識份子Takun Walis(邱建堂)、Dakis Pawan(郭明正),從賽德克族群、後裔身分的敘述位置切入,完整了霧社事件的歷史脈絡。無獨有偶,2013年湯湘竹(漢族)執導的紀錄片《餘生:賽德克•巴萊》,同樣以清流部落後裔的步伐,重新回溯賽德克起源之處:巨巖Pusu Qhuni。導演們關注霧社事件之後的餘生們,藉著紀錄片的參照、溯源,以思考後代重生的意義。這些影像不僅揭示賽德克族人內部觀點,也進一步補充了二元對立的抗日史觀,呈現現今族人面對過往、迎向未來的姿態。

 

比令‧亞布(Pilin Yapu)導演自1990年代投入原住民族紀錄片攝製工作(照片來源/比令‧亞布)

 

臺籍原住民兵稱號之溯源起於二戰的高砂義勇隊1937年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1942年臺灣開始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當局鼓勵臺灣人(閩、客、原住民族)報名申請入伍訓練。根據史料記載,19423月始有第一批稱作「高砂族挺身報國隊」前往菲律賓戰場,這是第一支完全由原住民族組成的軍隊,此後改名「高砂義勇隊」,至19454月日本政府進一步在臺灣實施全面徵兵制度為止共計有八回高砂義勇隊徵召與出征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臺灣也進入國共戰爭時期。花東地區投身軍旅的原住民被編入七十師一三九旅,前往中國戰場,成為國共征戰的其中一員。其後,古寧頭戰役、韓戰、以及1958年金門八二三炮戰,皆有原住民兵投身其中。1990年代後,臺籍老兵的訪談錄、自傳以及相關研究陸續呈現,對於戰爭歷史與記憶的建構,無疑是一大進展。2015年原住民委員會也出版了《征憶:高砂義勇隊與國共戰爭時期原住民軍人》〔2〕著作,更細緻地標誌了臺籍兵中的族群類別。這些成果所形塑的集體記憶,除了透過老兵、家屬之口重回戰場,在定調「傷痕血淚」、「悲劇」、「悲歌」的主軸下,臺籍兵的悲涼與吶喊,相當一致。

 

《征憶:高砂義勇隊與國共戰爭時期原住民軍人》書封(圖片來源/原住民族委員會)

 

臺籍原住民兵的歷史參與,也在紀錄片中現身、現聲。1998年日本作家柳本通彥隨著臺籍日本兵赴日陳情,完成《我們為了日本而戰》,記錄三位原住民兵的戰後生活,影像透露了「為日本而戰」的心境轉折。而後,林琬玉(漢族)執導《山林的記憶》(1999)、潘小俠(漢族)《不知為誰而戰高砂義勇隊影像故事》(2000)皆訪談昔日的高砂義勇軍,不僅呈現這段被湮滅的歷史,也道盡戰爭的殘酷,並批判日本政府對臺籍老兵的不聞不問。2011年蔡政良(漢族)執導《從新幾內亞到臺北」》,從洛恩阿公當年被徵召為第五回高砂義勇隊,派遣至新幾內亞參戰的故事出發。66年後,阿公的兒子和孫子,為了體會老人家當年的戰地人生,前往巴布亞新幾內亞,除了重返過去戰場的故事,該紀錄片亦思索了都蘭、新幾內亞共同面臨的資本遊戲與危機〔3〕

 

19434月,都蘭部落第五回高砂義勇隊成員合影於集會所前。

四位隊員從左到右依序是力外、洛恩、古拉斯、隆米亞(照片來源/洛恩么女林慧真)

 

    除了高砂義勇隊的身影,湯湘竹(漢族)從《人間》雜誌的報導出發,完成《路有多長》(2009)的紀錄,影像見證了臺東都蘭以及海線阿美族臺籍老兵,在國共戰爭之後擺盪於中國與臺灣的身影。這些紀錄片的拍攝焦點,建立在灣解嚴後對於「歷史」的反思,因此,籍原住民兵的口述訪談,回應歷史的辯證性,也建構了戰爭記憶與原住民族群認同的依存關係。

 

我們為什麼不歌唱

 

戰後初期(1945-1949)南志信(卑南族)、華清吉(排灣族)、林瑞昌(泰雅族)、高一生(鄒族)皆投入灣政治,1951年林瑞昌當選第一屆臺灣省臨時省議會議員;高一生於1945年擔任吳鳳鄉(今阿里山鄉)鄉長,更主張設立原住民自治區,這些姿態促使灣政壇留意「原住民」的發言權。1949年由「山地工作委員會」委員陳顯富邀請林瑞昌與湯守仁、高一生、高澤照、簡吉等人,商議組織「高砂族自治會」(後來改稱「蓬萊族解放委員會」),林瑞昌任主席,負責政治方面的工作;湯守仁則負責軍事方面。同年,陳誠繼任省主席後,陸續發佈「臺灣省戒嚴令」、「懲治叛亂條例」、「肅清匪諜條例」、「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等,除宣佈臺灣地區戒嚴外,這些法條也奠定了臺灣此後40餘年的威壓統治時期。,在「恐共」的陰影下,情治單位逮捕民眾,並以「懲治叛亂條例」及「肅清匪諜條例」等的模糊規定,編派罪名,造成無數冤獄,1950年代前半白色恐怖氛圍,因而形成1954年被逮捕原住民菁英中,有六名以「叛亂及貪污」罪名被保安司令部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其中就包括:高一生、林瑞昌、湯守仁等人。比恕依•西浪泰雅族、嘎歷•嘎辣嘿賽夏族)執導《白色追憶錄》(2006),透過林瑞昌、林昭明與高一生故事,訴說臺灣原住民族遭受的白色恐怖,並試圖在噤若寒蟬的氛圍中,思考原住民菁英的政治參與及民族想像。

 

    本期專欄討論「歷史議題」紀錄片,特別側重原住民族與臺灣歷史的互動原住民「合而不同」的歷史參與,使得臺灣多元文化的共存、多族群的聚合與相遇,能有意義地呈現「合而不同」的「合」,意味著同在此島嶼的原住民,共同感受政治、社會之脈動與變遷,參與臺灣這百年來的流光;至於「不同」,則彰示了原住民族的主體性,以期豐富臺灣歷史,成為我們思索族群關係之重要契機。

 


〔1〕 White, Hayden. 1988."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ophot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3,

No. 5. pp. 1193-1199.

〔2〕 蔡金鼎主編征憶:高砂義勇隊與國共戰爭時期原住民軍人》(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5)。

〔3〕導演蔡政良將此經歷以兩種形式出版,一為紀錄影像「從新幾內亞到臺北」(撒拉放工作室,2011),另一為著作從都蘭到新幾內亞(臺北:玉山社,2011),兩者可互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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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陳芷凡,曾任北京中國社科院民族文學所訪問學人,現任清華大學臺灣文學所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族裔文學與文化、臺灣原住民族文獻、十九世紀西人來臺筆記。專著有《臺灣原住民族一百年影像暨史料特展專刊》(2011);共同編著有The Anthology of Taiwan Indigenous Literature1951-2014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