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之內，與之外：原住民歷史議題紀錄片的開展
影像觀點
第28期
2016/08
文／陳芷凡
原住民社會運動之後，族人們從不同向度回溯自身生命經驗，回應「我是誰」，這其中，質疑長期被再現的歷史位置、省思被敘說的族群身影，成為原住民族建構「我是誰」的基石。當身分認同不再是問題，我們可觀察導演們從「參與歷史」到「介入歷史」的不同考量。任何介入歷史的書寫策略，皆在一個線性的時間軸上，商榷文化研究者Hayden White（1928-）「每一個歷史呈現都有意識形態的作用」之諭示〔1〕。Hayden White企圖以多重歷史（histories）的反思，替代單一歷史（History）之陳述，提醒讀者留意敘事者的發言位置，旁及以何種「後設」觀點介入歷史論述。「歷史議題」紀錄片的關切，一方面顯現多重的歷史詮釋，導演們亦選擇性地回應了現當代的時局變化。以下將從三個歷史事件的回溯、三個問句，鋪陳此向度的思考。
誰的霧社事件？
魏德聖導演的電影《賽德克•巴萊》，於2011年上映時再次召喚臺灣民眾的歷史記憶：即1930年莫那魯道帶領族人，正面迎戰日本殖民政府的蠻橫與威權，賽德克族人可歌可泣的殉身，宛如一則臺灣命運之隱喻。然而這則隱喻，在《賽德克•巴萊》電影與既有論述之外，存在不同向度的省思。
1998年邱若龍（漢族）完成「GaYa:1930年的霧社事件與賽德克族」，此紀錄片透過訪談當年與日人合作的Toda部落族人，揭示日人如何洞悉族群內部的敵對狀態，採取「以番制番」策略。此一視角顯現了歷史的縫隙，也成為導演們發問的契機。2013年比令•亞布（泰雅族）的《霧社?川中島》，試圖從我族觀點進行霧社事件的詮解，在影片中，邀請清流部落（霧社事件後裔居住地）的兩位知識份子Takun Walis（邱建堂）、Dakis Pawan（郭明正），從賽德克族群、後裔身分的敘述位置切入，完整了霧社事件的歷史脈絡。無獨有偶，2013年湯湘竹（漢族）執導的紀錄片《餘生：賽德克•巴萊》，同樣以清流部落後裔的步伐，重新回溯賽德克起源之處：巨巖Pusu Qhuni。導演們關注霧社事件之後的餘生們，藉著紀錄片的參照、溯源，以思考後代重生的意義。這些影像不僅揭示賽德克族人內部觀點，也進一步補充了二元對立的抗日史觀，呈現現今族人面對過往、迎向未來的姿態。
比令‧亞布（Pilin Yapu）導演自1990年代投入原住民族紀錄片攝製工作（照片來源／比令‧亞布）
「臺籍原住民兵」稱號之溯源，起於二戰的高砂義勇隊。1937年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1942年臺灣開始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當局鼓勵臺灣人（閩、客、原住民族）報名申請入伍訓練。根據史料記載，1942年3月始有第一批稱作「高砂族挺身報國隊」前往菲律賓戰場，這是第一支完全由原住民族組成的軍隊，此後改名「高砂義勇隊」，至1945年4月日本政府進一步在臺灣實施全面徵兵制度為止，共計有八回高砂義勇隊徵召與出征。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臺灣也進入國共戰爭時期。花東地區投身軍旅的原住民被編入七十師一三九旅，前往中國戰場，成為國共征戰的其中一員。其後，古寧頭戰役、韓戰、以及1958年金門八二三炮戰，皆有原住民兵投身其中。1990年代後，臺籍老兵的訪談錄、自傳以及相關研究陸續呈現，對於戰爭歷史與記憶的建構，無疑是一大進展。2015年原住民委員會也出版了《征憶：高砂義勇隊與國共戰爭時期原住民軍人》〔2〕著作，更細緻地標誌了臺籍兵中的族群類別。這些成果所形塑的集體記憶，除了透過老兵、家屬之口重回戰場，在定調「傷痕血淚」、「悲劇」、「悲歌」的主軸下，臺籍兵的悲涼與吶喊，相當一致。
《征憶：高砂義勇隊與國共戰爭時期原住民軍人》書封（圖片來源／原住民族委員會）
臺籍原住民兵的歷史參與，也在紀錄片中現身、現聲。1998年日本作家柳本通彥隨著臺籍日本兵赴日陳情，完成《我們為了日本而戰》，記錄三位原住民兵的戰後生活，影像透露了「為日本而戰」的心境轉折。而後，林琬玉（漢族）執導《山林的記憶》（1999）、潘小俠（漢族）《不知為誰而戰─高砂義勇隊影像故事》（2000）皆訪談昔日的高砂義勇軍，不僅呈現這段被湮滅的歷史，也道盡戰爭的殘酷，並批判日本政府對臺籍老兵的不聞不問。2011年蔡政良（漢族）執導《從新幾內亞到臺北」》，從洛恩阿公當年被徵召為第五回高砂義勇隊，派遣至新幾內亞參戰的故事出發。66年後，阿公的兒子和孫子，為了體會老人家當年的戰地人生，前往巴布亞新幾內亞，除了重返過去戰場的故事，該紀錄片亦思索了都蘭、新幾內亞共同面臨的資本遊戲與危機〔3〕。
1943年4月，都蘭部落第五回高砂義勇隊成員合影於集會所前。
四位隊員從左到右依序是力外、洛恩、古拉斯、隆米亞（照片來源／洛恩么女林慧真）
除了高砂義勇隊的身影，湯湘竹（漢族）從《人間》雜誌的報導出發，完成《路有多長》（2009）的紀錄，影像見證了臺東都蘭以及海線阿美族臺籍老兵，在國共戰爭之後擺盪於中國與臺灣的身影。這些紀錄片的拍攝焦點，建立在臺灣解嚴後對於「歷史」的反思，因此，臺籍原住民兵的口述訪談，回應歷史的辯證性，也建構了戰爭記憶與原住民族群認同的依存關係。
我們為什麼不歌唱？
戰後初期（1945-1949）南志信（卑南族）、華清吉（排灣族）、林瑞昌（泰雅族）、高一生（鄒族）皆投入臺灣政治，1951年林瑞昌當選第一屆臺灣省臨時省議會議員；高一生於1945年擔任吳鳳鄉（今阿里山鄉）鄉長，更主張設立原住民自治區，這些姿態促使臺灣政壇留意「原住民」的發言權。1949年由「山地工作委員會」委員陳顯富邀請林瑞昌與湯守仁、高一生、高澤照、簡吉等人，商議組織「高砂族自治會」（後來改稱「蓬萊族解放委員會」），林瑞昌任主席，負責政治方面的工作；湯守仁則負責軍事方面。同年，陳誠繼任省主席後，陸續發佈「臺灣省戒嚴令」、「懲治叛亂條例」、「肅清匪諜條例」、「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等，除宣佈臺灣地區戒嚴外，這些法條也奠定了臺灣此後40餘年的威壓統治時期。，在「恐共」的陰影下，情治單位逮捕民眾，並以「懲治叛亂條例」及「肅清匪諜條例」等的模糊規定，編派罪名，造成無數冤獄，1950年代前半白色恐怖氛圍，因而形成。1954年被逮捕原住民菁英中，有六名以「叛亂及貪污」罪名被保安司令部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其中就包括：高一生、林瑞昌、湯守仁等人。比恕依•西浪（泰雅族）、嘎歷•嘎辣嘿（賽夏族）執導《白色追憶錄》（2006），透過林瑞昌、林昭明與高一生故事，訴說臺灣原住民族遭受的白色恐怖，並試圖在噤若寒蟬的氛圍中，思考原住民菁英的政治參與及民族想像。
本期專欄討論「歷史議題」紀錄片，特別側重原住民族與臺灣歷史的互動。原住民「合而不同」的歷史參與，使得臺灣多元文化的共存、多族群的聚合與相遇，能有意義地呈現。「合而不同」的「合」，意味著同在此島嶼的原住民，共同感受政治、社會之脈動與變遷，參與臺灣這百年來的流光；至於「不同」，則彰示了原住民族的主體性，以期豐富臺灣歷史，成為我們思索族群關係之重要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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