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1990年間臺灣原住民社會運動陸續展開，這些風起雲湧，除了源於臺灣社會解嚴之氛圍，更來自原運人士以及支持者的呼籲與奔走。機關雜誌、影音記錄以及文學藝術創作，成為社會大眾認識原住民處境的媒介，亦為族人形塑身分與認同之起點。

 

     如同原住民文學，紀錄影像同樣引起發言位置與公共領域的思考。臺灣社會的媒體平臺日益普及，少數族裔透過書寫與影像紀錄回應全球化趨勢，建構了「原住民在當代」---這一個現象／意象的發言位置。此外，紀錄片影像預設了觀眾、預期透過觀看之後持續關注、迴響與討論，因此，這些影音作品，在臺灣族群政治氛圍中，具有「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特質──即透過媒體與公共輿論，討論當代原住民各種層次的問題。然而，原住民導演的文化位置、身分位階，形塑多重的公共領域，不僅得以反思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之論述，也藉此呈現導演立於文化先鋒（frontier）、文化邊緣人（border）、亦或是文化仲介者（anthropologador）的諸多〔1〕效益。

 

     承此，筆者將「影‧像觀點」為題，先從四個向度，進行原住民紀錄片的歸類與詮釋，分別是「移動的家園」、「歷史之內，與之外」、「如是生活，如是傳統」、「鄉關何處」，不僅對原住民族相關紀錄片的成果稍作整理，也提供讀者一個概括式了理解路徑。在這四個向度中，筆者將側重當代原住民的生存處境與生活姿態，從都市原住民、歷史記憶、傳統文化復振以及災後重建等面向，進行初步介紹，藉此期盼後續更多的討論與迴響，並以此作為筆者向原住民導演們致敬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