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頁/文獻電子期刊/期刊內容

恆春阿美族的水田稻作與土地公信仰 本期專題 26 2016/04

文/簡明捷

一、「恆春阿美族」與宗教變遷

 

(一)「恆春阿美族」與宗教變遷

     「恆春阿美族」是指清代末期到日本時代,居住過恆春半島的阿美族;後來因為有頻繁的遷居歷史,目前廣泛分布於花蓮縣新城、富里、台東縣池上、關山、鹿野、屏東縣牡丹、滿州各鄉鎮。「恆春阿美族」因為與漢族接觸時間較早,受到漢人宗教文化影響,普遍有燒香拜拜的風俗,並且成為「恆春阿美族」重要的文化特徵之一。本文選擇恆春阿美族港口社為研究對象,透過歷史資料的解讀,發現清朝時代土地公信仰的出現,與客家族群帶入的水田稻作有關,是族群接觸下產業變化帶動的文化變遷。

 

(二)恆春阿美族簡史

     「恆春阿美族」是清中葉乾隆年間由花蓮、臺東遷居到恆春半島,一開始先住在今天牡丹鄉四重溪的Pongadan與今天恆春鎮一帶,最後東移到東側的港口溪流域(今滿州鄉)後穩定下來。滿州的阿美族在港口溪中上游形成老佛(Cipoci)與八瑤(Palidaw;九個厝)、萬里德(Manlitok),以及在港口溪下游形成港口(Pakoro)幾個主要部落。

     清同治年間恆春發生牡丹社事件,「恆春阿美族」的老佛、八瑤(九個厝)部落受到侵擾,開始大規模的遷往東部,並與馬蘭部落的阿美族人共同在花東縱谷的卑南、鹿野、關山、池上等地建立部落。不願意離開部落的族人,就遷往港口溪下游兩岸的港口社,這讓港口社在清朝末年成為人口眾多的大部落。

     日本統治臺灣之後,因為行政制度變更影響,讓漢人可以自由進出、買賣土地,加上大量族群間的通婚,東部的大開發誘因,劇烈的社會文化波動,帶動了新一波的移民與拓墾時期。日本時期,港口部落往花蓮、臺東的方面移動發展,以牡丹鄉東面臨太平洋的旭海村、花連縣新城鄉順安村兩地為比較具有規模的拓墾點。

 

 

 

 

清末日初恆春阿美族部落分布圖(圖片來源/簡明捷繪)

 

 二、恆春阿美族的傳統農作與灌溉方式

 

     恆春阿美族人原來是如何進行農作的呢?根據《恆春縣志》中物產篇的記載:「稻為陸種者,日旱稻;番社種之,不俟灌溉,其獲與水田無異。」〔1〕 清代的文獻顯示恆春阿美族人以旱稻為主要作物,另外筆者蒐集到的恆春早期農業種植相關口述資料也有三筆:

 

1.恆春各社向滿州里德部落的斯卡羅進貢風俗:

 

就是這幾個「社」要來這邊進貢,每一年都要進貢五穀,以前咱「作番仔」都會播種小米,要來這裡「做嚮」做完之後,再開始下去摘。這裡的沒先摘,他們都不行先摘,摘完之後再拿來這裡進貢。這部分我沒見過,是我阿公說給我聽的了。〔2〕

 

     恆春的斯卡羅族在清代到日本時代初期統領恆春半島十八個部落,包含當時阿美族的港口社,我們可以藉此判斷清代的阿美社有種植小米的情形。

 

2.臺東池上阿美部落流傳的祈雨故事:

 

清朝的時候,由於水利設施尚未建造,農作全靠天雨,當雨水太少時,小米不好種,此時由kakitaan(頭目)召集部落會議,決定進行祈雨儀式。每個部落會有一個傳令人Talikus,通常由聲音大的人擔任,在順風的地方宣布,將要舉行祈雨儀式。求雨祭一定要由全村的男女一起到水源頭(pideluan)去,互相潑水,潑的越濕越好,像下傾盆大雨一般才有效。在Cikwapingai那裡曾舉行過祈雨。〔3〕

 

3.花蓮新城順安部落的耆老說:

 

在恆春的時候,是我阿公的時代,那e時陣住毛蟹厝,有伸手hi-chiong,穿大襟衫,種圃田。…〔4〕

 

     關於灌溉的觀念,日本時代初期對於花蓮、台東阿美族的傳統農作灌溉記錄中,說明了阿美族人的農耕觀念忌諱近水的濕地,認為這種潮濕的土地只能種植水芋頭,因此時常棄之不顧而選擇坡地;這種坡地上的灌溉方式是利用土壤高低落差讓雨水順勢流經農地而完成灌溉作業。〔5〕

     清朝的文獻、與三筆口述資料讓我們知道,清代恆春的阿美族傳統農作以小米、旱稻為主要作物,灌溉方式是依賴天然的雨水,在遷居池上的早期還是繼續種植小米。

 

三、客家族群的農業稻作

 

     漢人進入滿州的早期拓墾,乃是以農田稻作為主,並建立灌溉水田的埤、圳設施,並同時帶入稻作信仰土地公。

(一)客家族群的移入

     恆春半島上的的客家族群主要來自屏東六堆,半島上以車城鄉保力為重要據點,客家移民很早就涉入恆春半島的部落政治,甚至成為一股重要的勢力。例如咸豐五年(1855)的部落戰爭中就記載了客家族群的出現:

 

「咸豐5年(1855)豬?束社與走番互相?殺。豬?束番篤基篤糾同附近嘉應州客百餘人,攻破走社,奪其田大小三十四坵、旱埔一塊,贈與客民。客民議交劉丙生耕種納租,每年做大股四、小股百餘份均分;……田坐文率埔南面,東北以古阿隆、西以加貝徑、南以潘萬鹿各社番田為界。〔6〕

 

這場戰爭中客家人不但幫忙豬?束社攻打走社,戰利品則是獲得走社的田園;參戰的客家勇士獲得土地後,將土地分為大、小數百份耕種或租佃。之後,因為土地管理問題而引起糾紛,向恆春縣投訴審理,最後議決由官方來收取佃租,充作獎賞義學經費。這個歷史事件,反應出客家族群很早就進入滿州鄉內拓墾,土地利用以農田開墾為主。

 

(二)興築水利建設

     進入滿州鄉開拓的客家移民,十之八九對於港口溪沿岸的溪水淹沒區保持高度興趣,並在移入後興水利建設以利農業灌溉。因此,從水利灌溉建立的地點與分佈,可得知客家族群拓墾的足跡。

 

清代滿州水利設施的建立年代表

埤圳名

年代

建立者

今天地點

備註

文率埤

乾隆

莊民合築

永靖、滿州

 

響林埤

下響林埤

嘉慶8年(1803

地方人士

長樂

鄉志記載為嘉慶9年(1804

晟古公埤

道光22年(1842

 

 

 

萬里得埤

同治元年(1862

 

長樂

 

伯公背埤

光緒年間

 

永靖

 

九棚

光緒元年

 

九棚

 

港口埤

光緒元間

番社所有

港口

 

羅鼓潭

光緒20年(1894

知縣陳文緯

永靖

 

(簡明捷製表〔7〕

   

     早期港口溪的水利工程有埤與潭兩種,埤是經過利用之後的人為水利建設,潭則是利用天然地形所囤積之水源。從上表的整理中,水圳出現年代與地點顯示出乾隆到同治年間,主要在港口溪中上游的永靖、長樂一帶。港口溪的中上游正是恆春阿美族的老佛、八瑤部落,同治年間的牡丹社事件,讓不少阿美族人開始往花蓮、臺東的遷徙,客家族群在這個時候填補、接收了留下來的土地,並出現水利灌溉設施。清光緒元年之後水利建設變多,並且出現部落所有的港口埤灌溉設施,顯示港口社阿美族人已經在光緒元年就有自己的水利工程建設,也表示港口社在光緒元年以前就已經開始種植水稻了。

 

(三)農業稻作與土地公祭祀

     客家人以水田農業為主,自然也祭祀農業神土地公:客家土地公的崇拜形制上以石頭作為象徵,主要出現在田園農地與灌溉渠道旁,客家話稱為「伯公」。滿州港口溪下游港口村有幾個源自清代的土地公廟,這些廟宇早期都以石頭作為祭祀對象,我們將源自於清代的廟宇整理如下表:

 

攝於2003年的港口福安宮,旁即為水稻種植區,右方為港口溪低地(照片來源/簡明捷)

 

 

清代港口村內聚落廟宇表

 

主神

創建年代

信仰聚落/位置

信仰源由

1.橋頭福德宮

土地公

清末

橋頭:瀕臨港口溪畔處,港口溪左岸的主要灌溉區。

客籍曾姓人家在田間祭祀

2.橋頭廣振宮

三山國王

清末

橋頭:瀕臨港口溪畔處,港口溪左岸的主要灌溉區

客籍曾姓人家祭祀

3.港口福安宮

 

土地公

清乾隆

港口、公館:廟宇位置原來瀕臨港口溪畔,近年移到現址

客籍賴家田間立石祭祀

4.茶山福德宮

土地公

清道光

茶山:聚落田間

茶山客籍朱姓、鍾姓於田間立石祭祀

(簡明捷製表)

 

由上表的土地公廟祭祀歷史,可歸納出以下幾點:

(1)    港口溪下游的土地公祭祀主要是由客籍漢人所帶入,時間上最晚在清末道光、光緒年間就已經出現。

(2)    土地公祭祀源由都與農業耕作有關,並以石碑為神位之濫觴。

(3)    橋頭、港口供奉土地公的地點都位於港口溪下游左岸,緊鄰港口溪畔的溪流淹沒區,是最適合種植水稻的地帶。

 

 

港口溪下游灌溉區與聚落廟宇關係圖。橋頭福德宮、港口福安宮所在位置都在港口溪灌溉淹沒區內,與水稻種植相關(圖片來源/簡明捷)

 

 

 

 

 

 

 

 

 

 

清代客家族群進入港口溪拓墾,除了帶入水利建設外,也帶入了土地公祭祀的風俗。

 

 

四、阿美族人的水稻耕作與土地公信仰

     客家族群因為農作而帶入水利建設與土地公信仰,阿美族人在逐漸學會水利灌溉技術並種植水稻,同時也接觸到土地公信仰。這一節我們將觀察阿美族人對土地公信仰的認識與看法。

 

(一)藩甲丁與曾烏龍的水田爭訟

     光緒元年恆春縣才剛成立,滿州卻已經開始出現希望由官方出面排解的水源糾紛,其案件是港口部落的阿美族藩甲丁與永靖庄的漢人曾烏龍因為爭奪水源而產生糾紛。這一件水田事件是這樣的,港口溪由上往下流會先經過新厝聚落後才流到港口社的範圍,但是新厝聚落不讓水往下游流去,把水全都灌入自己的水田裡,造成阿美社的田沒有水可以灌溉。阿美族人藩甲丁與曾烏龍兩人由光緒元年就開始爭訟,一直到光緒20年(1874),恆春知縣陳文緯以港口阿美社田少,新厝聚落田多,將水源使用權力分十分之六給新厝聚落,十分之四給阿美社,並在當年收成後建立兩個灌溉口的土堤,分清楚水源管道與流向,同時任命潘阿冷為新厝莊埤長,潘文杰為港口阿美社埤長。〔8〕

     光緒年間藩甲丁的水源爭訟事件,則顯示在光緒年之前,港口社的田地與新厝漢人田地一樣,需要時常灌溉的淹沒方式而產生爭奪水源的官司,所以我們可以推斷至少在光緒以前的清同治年間,港口社的阿美族人已經改變耕作習慣,以淹沒法來種植水稻。

 

(二)日本時代港口社的土地公祭祀

     前文的整理中,清代光緒年間以前港口社就開始種植水稻,這節則是呈現日本時代中期的大正年間,土地公信仰已經是港口社族人重要信仰。

     日本時代港口社有兩次大規模的移民,一次是在明治到大正初年間到旭海部落的開墾,開墾初期由頭目潘阿別建立石碑後,呼請福德正神坐鎮,祈求村社五穀豐收。另外在日治時代的大正14年(1925),族人將原來位於港口溪畔的田間土地公石碑一分為二,一同迎奉前往花蓮順安部落祭祀。

     日本時代兩次較具規模的遷移中,都以土地公為主要祭祀神明,顯示日本時代土地公信仰已經是港口社中重要的信仰。下一段將提到的台東池上部落,建立年代更早於清代,說明港口部落普遍接受土地公信仰應該是在清同治光緒年間。這一點也與港口社水利灌溉建立、水稻種植的年代更加吻合,顯示阿美族人學習水稻種植、建立灌溉渠道,與信仰土地神彼此之間的關連性。

 

(三)阿美族人的土地公

     清代客籍移民帶入水利設施與水稻種植,並影響了港口社阿美族人,不過當時阿美族人有一套自己的信仰體系,根據林素珍‧陳耀芳‧林春治著於2008年出版的《阿美族當代宗教研究》一書記錄著: 「大約30年前,港口村還有嚮婆和巫師一樣會做法,拿刀子對著樹葉作法,穿著整套籃色黑色旗袍,頭上戴著以葉子做成的環。〔9〕以港口部落傳統巫師嚮婆為例,嚮婆直到三十年前才消失,既然族人相信嚮婆,那麼土地公信仰是如何被接受的呢?

     阿美族人在清代由港口溪沿岸離開後,與部分馬蘭部落的阿美族人在池上大陂建立部落,在耆老的口述當中稱呼漢人的土地公為水稻神(Cipanay)。Ci-是阿美族的格助詞,放在句首,意思在表示後面的panay, 而panay則是水稻的意思。祭祀土地公的儀式方面也是使用阿美族的傳統祭儀來祭祀土地公,稱為Miftil(點酒禮)。Miftil的儀式是先用手指沾一點酒,第一次灑向天(Kakarayan),第二次灑向土地公(Cipanay),第三次灑給旁邊的祖先(Liteng),口中的助禱詞為:「不要讓我們生病,讓我們收穫多一點,保佑平安,我們一定會回敬你。」〔10〕

 

池上福德宮的土地公神像(照片來源/簡明捷)

池上福德宮神案下的原始土地公祭祀。池上大坡土地公廟業已翻修,神案下仍留有由原鄉帶來的石碑原貌,許多老人家祭祀時在香爐前念念有詞,或是進行點酒禮(照片來源/簡明捷)

 

     池上土地公廟內除了神案上的雕刻神像,神案下也保留了原有的尚未雕塑為金身的三塊石塊,祭祀的三塊石頭各代表不同的土地神,是先人從恆春帶過來祭祀的,當地阿美語稱呼土地公為ta-ti-kong,或以福佬話稱為「伯公仔」。當地人在水稻收穫的割稻前會來祭拜外,收成後也會來祭拜,另外如果要去打獵也會在這裡集合。〔11〕


 

     很顯然,池上阿美族對於土地公的認知最早是源自於石頭的形式,這種形式有著阿美族傳統宗教的象徵;並且對於土地神有著阿美語的稱呼(水稻之神),觀念上帶有豐收的觀念;祭祀上以阿美族點酒儀式與漢族插香儀式並行。池上阿美族人對於土地公的信仰儀式與認知觀念,顯示的是一套屬於阿美族式的理解與詮釋,可以說是土地公信仰被阿美族人接受、吸收進入阿美族文化體系的結果。

 

五、水稻種植與土地公信仰

     本文對清代恆春阿美族人如何從小米與旱田的種植,轉為水稻種植的過程,並且同時接受土地公信仰的過程進行描述。首先,我們看到傳統阿美族人的農業技術以天然雨水的灌溉為主。其次則表現出客家族群先在港口溪中、上游帶入了水稻耕作的水利設施,光緒元年之前,港口溪下游的阿美族人也建立部落的水利設施,同時帶入了土地公信仰。

     清末的阿美族至少在清光緒以前的同治年間就開始種植水稻,並且普遍地接受土地公信仰。清代港口社的阿美族人,對土地公信仰的理解是水稻、豐收之神,以阿美語稱為水稻之神ci-panay,並以點酒禮的祭祀方式祭祀,顯示土地公信仰是被阿美族人的信仰觀念所詮釋,與傳統宗教文化觀念同時存在。

     恆春阿美族信仰土地公的歷史過程,外在的文化現象上是受到漢文化的宗教文化影響,深層的結構則是因為經濟產業的變化,而吸收、再詮釋了土地公的信仰。這也提醒我們在面對原住民宗教變遷的課題時,應該注意部落社會經濟環境的改變,以及族人的主體詮釋觀,才能真實理解文化變遷的深層意義。


 

 



〔1〕 屠繼善,《恆春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60,頁139

〔2〕 里德頭人阿瑤家系潘先生口述,林家君採訪。林家君,〈模糊的邊界與差異的人群:滿州鄉「里德人」的人群分類與實踐〉,臺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11

〔3〕 林文龍、林阿登口述,陳春榮採訪。引自蕭春生等編,《池上鄉志》,臺東:池

  上鄉公所,2001,頁271

〔4〕 花蓮順安部落耆老口述,簡明捷採訪,2003年。

〔5〕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番族慣習調查報告:第二卷卑南族‧阿美

  族》,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0,頁2527-28

〔6〕 屠濟善,《恆春縣志》,頁121-122

〔7〕 屠繼善,《恆春縣志》,1993,頁267272。熊金郎,《滿州鄉志》,屏東:滿州鄉公所,1999,頁213

〔8〕 屠繼善,《恆春縣志》,1993,頁272

〔9〕 林家君,〈模糊的邊界與差異的人群:滿州鄉「里德人」的人群分類與實踐〉,頁30。見林素珍、陳耀芳、林春治,《阿美族當代宗教研究》,南投: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8,頁248

〔10 蕭春生等編,《池上鄉志》,頁270

〔11〕 池上福德宮陳桂英小姐,簡明捷採訪,20094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者簡介:

簡明捷,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目前就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研究所博士班。喜歡發掘身邊有道理的事情,站在現場邊走邊看邊想。曾發表〈恆春阿美族婚姻型態的改變〉、〈恆春阿美族的分佈與遷移〉、〈恆春阿美族人的土地公〉、〈族群接觸與身份建構〉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