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臺灣原住民族運動的性別論述:導讀《後原運‧性別‧族裔:當代臺灣原住民族女性運動者群像》
新書視窗
第25期
2016/02
文/徐國明
《後原運.性別.族裔:當代臺灣原住民族女性運動者群像》封面(圖片提供/徐國明)
關於《後原運.性別.族裔:當代臺灣原住民族女性運動者群像》(2015)一書的寫作動機與訪談過程,主要是針對1990年代臺灣原住民族運動的「部落主義」(tribalism)轉向及其後續發展,試圖提出探問。尤其,從1980年代展開的東埔挖墳事件、破除吳鳳神話、正名運動、還我土地運動等,都是具有相當明確的議題目標、運動時程和行動模式的街頭抗爭運動。相對地,自1990年代以來,原住民知識分子開始回歸部落進行不同面向的復振工作,這樣的運動時程或行動模式,幾乎無法以一個穩定、固著的定義框架來概括這些部落實踐的歷程。並且,在歷經1994年「原住民」入憲正名、1996年原民會成立,在某種程度上可視為原運時期的暫告段落後,我們應該如何重新定位這股無法歸納卻又於日後產生深刻影響的時代驅力呢?
事實上,無論是謝若蘭為文撰述的〈蓄勢待發的新一波原運〉,〔1〕或是Haisul Palalavi(海樹兒 ‧ 犮剌拉菲)提到的「一種嶄新的原住民部落自主運動」〔2〕的出現,皆是提醒我們留意這股迥異於1980年代原運時期、且更具部落主體性的實踐動能。藉此,本書嘗試以「後原運」(post-indigenous movement)時期來作為一個延續性的時間概念,用以浮凸1990年代以後臺灣原住民族運動議題或實踐的多元紛呈。更重要的是,這也間接導引出另一個密切相關的「倫理」(ethics)課題──也就是說,「與部落保持什麼樣的關係」成為後原運時期檢視行動主體的重要切入視角。很明顯地,這樣的「倫理」思考,是延續著1990年代部落主義的反省而來。質言之,「以部落為主體」幾乎可以視為後原運時期最鮮明的特質。
因此,在這樣的時間斷限、構成要素與運動特質下,本書以口述歷史為研究取徑,實地踏訪12位原住民女性運動者,藉以探詢在這股強調部落主體的「後原運」趨勢,原住民女性運動者的行動主體與實踐策略,如何擺脫過往原運、婦運的單一框架?又開展出哪些特殊、深刻的觀點或經驗?根據訪談內容與相關資料的梳理,本書歸結出五項後原運時期的重要議題:部落草根組織、族群正名運動、部落自主性抗爭行動、部落營造與青年培力。雖然,這五項議題並非原住民族女性特有的關懷視野,卻是她們以其女性身分所開拓出來的運動面向,具有相當的貢獻、價值。並且,透過口述歷史開發的女性生命史的自我述說,可供我們理解不同原住民女性運動者的行動主體,如何經由公共事務或社會議題的付諸實踐,而對於自身的生命經驗產生變化、影響,並且,又是如何深刻地培育、增能部落族人。
此外,更為宏觀地看,原住民女性運動者不同層次的行動經驗與在地實踐,可以在臺灣社會運動、婦女運動與原住民族運動之間,重新定位「臺灣原住民族女性運動」的位置、意義及價值。亦即,經由原住民女性運動者的生命經驗,可以觀察她們在不同的社會行動網絡中,如何在全球、國家、社會、族群、部落、性別與階級等多重角力之間,相互對話、彼此抗辯。但不可忽略地,這樣的多重角力狀態或權力關係不再是過去「樓上樓下」的階層化模式,而是需要在複雜糾結的關係網絡中,仔細思索如何進行協商、結盟或開創的可能。
最後,本書僅能作為特定歷史時空的一道切面,當中呈現、記錄的諸多議題或實踐仍在持續推進,美麗灣違法未解、蘭嶼核廢料移置延宕、平埔族群正名未果、傳統領域的土地正義,甚至是需要面對接踵而來更為迫切、棘手的難題。但是,回歸本書初衷,希望透過原住民女性運動者極為獨特、重要的行動模式和批判視野,期能提供當前不同世代的原住民知識分子在不同場域從事相關議題實踐時,得以參照的具體經驗、方法與洞見。
徐國明,實踐大學應用中文學系兼任講師、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畢業於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曾擔任文化部、客委會、高雄市政府計畫主持人,並參與建置原住民作家瓦歷斯‧諾幹、紀錄片導演比令‧亞布的數位主題館。在學術研究上,主要關注臺灣原住民族研究、社區總體營造、臺灣新紀錄片研究、六堆客家研究等領域,發表多篇相關論文於《中外文學》、《臺灣文學研究學報》,出版有《後原運‧性別‧族裔:當代臺灣原住民族女性運動者群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