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原住民政治案件與國家暴力（1945～1954）

──以「湯守仁案」為中心^（註1）

 

一、前言

 

由「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所典藏的「湯守仁等叛亂及貪汙案」是目前研究戰後臺灣原住民政治案件相當重要的一份史料。如同1950年代以後，國民黨政府以肅清共產黨為名所造成的諸多政治案件，距今六十年前的「湯守仁等叛亂及貪汙案」，是一起以「匪諜叛亂罪」起訴的政治案件，由於捲入其中的是一群原住民菁英，因而格外引人注目。

關於此一政治案件，檔案管理局目前典藏有自國防部軍務局、軍法局與後備司令部等單位徵集而來的相關檔案，包括判決書、自白書與筆錄等，以及當時情治人員長時間的紀錄報告等。有別於早期有關戰後臺灣山地政策的研究，主要利用官方發布的資訊，如政府公報、相關統計資料以及政府出版品等，這份檔案有助於釐清過去研究中部分失落的環節。

 

二、事件始末

 

1954年2月25日，臺灣省保安司令部針對「湯守仁等叛亂及貪汙案」作出判決，湯守仁、高一生、林瑞昌、汪清山、方義仲、高澤照被處以死刑，武德義被判處無期徒刑，杜孝生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廖麗川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根據官方文件，當時判決的事由可分成兩大方面，一是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當中提到他們受「共匪」指示「組織共匪高砂族自治委員會，由林瑞昌擔任主席，負責政治；湯守仁負責軍事，向山胞宣傳匪黨主義，掌握山地青年，切實合作，展開山地匪黨工作。選派民族自決代表，並保護烏來及日月潭水源電力，以策應匪軍攻臺 」；二是貪汙，包括：舞弊農場公款、侵占農場穀種、侵占肥料棉布生產貨款等換穀、侵占水利工程費、請伐林班圖利、侵占遺失物等^（註2）。1954年4月17日上述六位原住民菁英被以「叛亂與貪污」等罪名處以死刑^（註3）。

在此判決書中的九人，除了廖麗川是漢人外，其餘八人分別是鄒族（湯守仁、高一生、汪清山、方義仲、武德義、杜孝生）與泰雅族（林瑞昌、高澤照）的族人。在被逮捕前，湯守仁是省山地行政指導員，高一生是吳鳳鄉鄉長，林瑞昌是省議員，汪清山是嘉義縣警察局巡官，方仲義是嘉義民生商店經理，武德義是樂野村村長，高澤照是桃園縣大溪警察分局三光分駐所巡官，杜孝生是吳鳳鄉衛生所所長兼新美集體農場場長，廖麗川則是吳鳳鄉森林幹事兼新美集體農場總務^（註4）。

在此案中有多名原住民菁英涉入，為何他們會捲進這場政治風暴？研究指出鄒族族人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中的參與，以及他們在原住民族群內部的影響力，很可能是他們被官方鎖定的主因^（註5）。以林瑞昌（樂信?瓦旦Losin Wadan，1899-1954）為例，他在日本統治後期已是具有全島性威望的原住民政治領袖^（註6）。本案件中的幾位原住民菁英，在1950年代初期遭監視整肅的原因，可溯及1947年鄒族族人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參與^（註7）。

此案的審訊時間從1952年9月初至1954年2月，過程長達一年又六個月，留下大量的判決資料。這起1950年代初的政治案件，對日後臺灣原住民社會的影響深遠，由於泰雅及鄒兩族的原住民菁英遭到整肅，使得戰後初期各族群之間的合作被分化，而林瑞昌與高一生等人被汙名化，也成為族群心理禁忌，壓制了原住民族群自主發展的力量^（註8）。

 

三、從原住民政治事件檔案看國家暴力

 

「湯守仁等叛亂及貪汙案」一案，涉及的時間涵蓋1950年代前後，而涉入其中的幾位原住民菁英，與戰後初期的山地行政業務關係密切，以下將透過檔案，以高一生被塑造成部落公敵的過程為例，說明當時的統治者是怎麼動用國家暴力，剷除一切可能的潛在威脅。如前所述「湯守仁等叛亂及貪汙案」判決的理由有二，一是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二是貪汙。其中「貪污」的部分，被作為「汙名化」這些原住民菁英的工具，從很多地方都可看到官方刻意操作的痕跡。

為了強化政府逮捕高一生等人的正當性，避免動亂，當局相當在意其族人以及其他原住民族群的觀感與動態。1952年6月10日，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在逮捕高一生的前三個月，便已研擬一套「高一生等貪汙案行動辦法」，當中包括如何誘捕、日後暫代的鄉長人選，以及如何製作宣傳品、透過可運用的反高、杜（杜孝生）山地青年，至山地各村作口頭宣傳等都已作好準備方案。檔案中有幾份經過反覆修改的日文傳單，以及一份由臺灣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部司令吳國楨批「可」的中文宣傳單，內容摘錄如下^（註9）：

 

親愛的吳鳳鄉全体父老兄弟姊妹們：

今天我們以沈痛的心情，來向大家報告一件消息。我們吳鳳鄉和所有的山地鄉村一樣，大家勤勞簡樸安份守法過著日子，在過去七個年頭政府為顧念大家生活痛苦，求得每一個人的家庭生活幸福，曾用了無數心血和大量金錢來改善我們的生活，希望能使大家都過著豐裕的日子。想不到本鄉鄉長高一生不顧天良，存心欺瞞全鄉同胞，勾結部下把政府歷年撥歸本鄉的大量建設金錢，用卑污惡毒的手段從中霸占，使原來應該分給全體同胞享受的利益，統統落到他們幾個人的私囊。從大家共同利益的剝削上，建立了他們個人的財富，拿阻礙山地生活的進步，造成了他們個人生活的優越，這種假公濟私、貪污肥己的行為，是沒有人不痛恨的，是任何人也不當容忍，也不當姑息放縱的……。

現在高一生和他不法的部屬們的罪行，已被本鄉大多數公平正直的同胞揭穿和檢舉，他們的作惡罪行都有了充分確鑿的證據，……而且犯罪人若不是罪大惡極，政府絕不會執之以法的……^（註10）。（底線與標點為筆者所加）

 

內容中並列出高一生的七項罪行，包括：侵吞農場建設鉅款和農民穀種、吞沒水圳工程建設補助費、侵占配給農民的肥料、霸占政府貸給農民的款項、吞沒配給本鄉民眾的布匹、利用建築校舍和林場作業權轉讓牟利、侵吞鄉公所公款^（註11）。

傳單的內容，刻意將高一生等人扭曲成阻礙山地生活進步、透過剝削鄉民成就個人優越生活的貪官，將高一生塑造成山地鄉民的共同敵人，使其孤立無援。若細查此案件發生的時間順序，這些宣傳早在高一生等人於1952年9月10日被誘捕前，便已規畫布置妥當，法院根本還沒有開始正式進行偵辦與審理，這種「未審先判」的政治宣傳，手法相當惡劣。上述這些未審先判的罪名最後幾乎都成為日後判決書中的犯罪「事實」，其結果也影響高一生等人日後在山地部落內部的評價。

但事實是真如上述傳單所述嗎？以高一生貪汙罪名之一的「侵占肥料棉布生產貨款等換穀」為例，檔案存有一份1954年4月17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官對此作出「不起訴處分」的公文抄本，諷刺的是這一天正是高一生等人被執行死刑的日子。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嘉義山地治安指揮所以「為避免刺激山胞情緒」「囑達邦分駐所警員張水相將原件退還嘉義地檢處」，在其1954年4月29日上呈臺灣省保安司令部的公文中提到：

 

查高匪一生貪汙棉布一案證確鑿，經以文告宣布在案，嘉義地檢處突以不起訴處分書送達，且與本部宣告事實出入甚大，不無影響山胞心理，擬函轉嘉義地檢處，將不起訴處分書勿再送達^（註12）。

 

顯見判決書中的「貪汙」判決，有其可議之處。值得注意的是，官方對內向鄒族族人宣傳高一生的罪行時，刻意將其定調為「貪污」，而淡化、模糊「叛亂罪」的部分，箇中意涵頗值得玩味^（註13）。

 

「傳單稿」片段。資料來源：湯君等叛亂，〈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民國40年7月18日至民國57年1月19日），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05440000C/0045/276.11/9122.92-4。 

 

五、結語

 

1950年代初的「湯守仁等叛亂及貪汙案」，對日後臺灣原住民社會的影響深遠。在這起政治案件當中，泰雅與鄒兩族的原住民菁英遭到整肅，他們當中有些人在日本統治時代後期，已是原住民社會的政治領袖代表，對當時臺灣的山地社會富有理想。他們的折損，延緩了臺灣原住民族群自主發展的進程。透過這起政治事件的相關檔案，有助於研究者了解這群原住民菁英的思想脈絡，以及他們可能遭遇到的不公平對待。本文嘗試運用這批檔案的一小部分，探討戰後初期原住民菁英如何受到國家機制的不當暴力。過去由於政治的禁忌，這群原住民菁英的歷史長期被遺忘，一直要到1990年代初才有學者開始探究。所幸隨著時代的開放，有更多相關的檔案資料逐漸公開，有助於後人重新理解，在過去政局法治不正常的時代，有許多人付出了生命、財產、自由與尊嚴。由此亦更突顯檔案收集保存與研究應用的重要，檔案無法改變歷史，但可追索真相提供借鑑，避免歷史悲劇再演。

 

 

 

【作者介紹】

戴寶村

 

出生於今新北市三芝區，一路在師大歷史系所完成博士學位，先後任教中央大學歷史所及政大臺史所，專攻海事史，關注族群、文化、大眾史學等議題，教學、研究之外喜歡登山、騎車、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