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kreygan部落（銅門部落）位於花蓮縣秀林鄉銅門村，為太魯閣族的重要部落之一。它位處木瓜溪流域，該流域是銅門村太魯閣族人的傳統居住、農耕、狩獵之地。日本政府時期來此地築壩發電，使該區域成為臺灣主要的水力發電廠分布區域之一，中華民國時代政府延續對這個區域的電力開發與管制政策，同時在1950至1960年代，在當時的森林開發政策之下，部落傳統領域內的木瓜山成為臺灣主要的砍伐森林林場。2000年起，政府大力發展觀光，木瓜溪流域因其天然的美景，尤其是其中的清水溪（現在外界熟知的「慕谷慕魚」，但部落居民對此名稱有強烈爭議，因此本文中不使用此名），更成為東臺灣觀光熱潮的新亮點。

 

 

綜觀以上的簡短現代歷史，Snkreygan部落與一般其他原住民族部落有著類似的被殖民歷史背景，但就程度而言，Snkreygan部落因其傳統領域內豐富且特殊的天然環境資源，因此承受更大程度的被開發與被管制壓力，部落也因此必須更大程度地與國家體制及市場經濟社會互動。這個背景，如何影響Snkreygan部落的傳統規範？又如何影響現今部落與轉化為當代形式之集體行動？本文根據既有的學術文獻以及近年筆者的參與觀察，簡短地探討這個議題。

 

對太魯閣族而言，Gaya代表著傳統規範，而當涉及到自然環境資源的利用與治理時，與狩獵相關的規範則是核心，對此，太魯閣族耆老與文史工作者黃長興先生，他具備豐富的實際狩獵經驗且能以純熟的族語訪談族人與耆老，已經對太魯閣族整體傳統狩獵文化進行了完整的紀錄^（註1）。根據他對Snkreygan部落的觀察，與現今相較，1970年代及之前的太魯閣族獵人仍相對嚴謹地遵守傳統狩獵規範，規範中扮演核心角色的獵區制度依然保持完整。從1980年代起，臺灣重大的社會經濟變遷嚴重衝擊部落，外界就業機會的拉力使得許多太魯閣族人外出工作，直接大量減少了狩獵人口，並逐漸減少了狩獵活動與文化的傳承，使得傳統狩獵規範降低其約束力，但仍對族人行為保有重大影響力。值得注意的是，在2000年代中期後，國家保育體制的嚴格執法措施對狩獵規範產生了重大的衝擊，這時期國家保育體制凌駕了社會經濟變遷的因素，成為驅動原住民獵區制度加速降低影響力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在現今觀察到的現象是，只要國家保育體制沒有過度干預，傳統狩獵規範仍有可能發揮相當程度的規範族人行為角色。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面向是，太魯閣族由中央山脈以西往東遷徙過程中，主要仍以家族為軸心，目前部落分布乃日治時期遷村，把不同家族集團移住並混居的結果，因而個別部落整體意識尚未建立^（註2）。在Snkreygan部落其實也有類似現象，加上選舉與派系對立，各種宗教、社區協會並立，政府各類計畫擾動等多重因素，均分裂了部落的集體行動能力，使得多數居民認為，不太可能以現今部落為單位產生集體共識與行動。

 

根據以上背景，Snkreygan部落面臨的是一個很嚴峻的狀況。一方面，傳統Gaya規範因外部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衝擊而相當程度喪失影響力，另一方面，新的部落整體意識因各種問題難以建立。這個狀況，若缺乏有意識地人類施為（agency）去努力處理，Snkreygan部落有可能陷入原子式的社會結構陷阱，每個個人或小團體只能各自追求自我利益以求生存，部落難以追求共同利益，並難以從這困境中脫身。這個問題，當然不是只有發生在Snkreygan部落，而是全球許多原住民族在面對外來殖民統治壓力時，所面臨的共同困境。

 

這個問題，在世紀之交政府各種發展計畫開始大量進入部落之後，顯得更為嚴重。花蓮縣政府於1998年開始推動清水溪生態調查以及溪魚放流工作，試圖依循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村的達娜依谷自然生態公園模式，推動保育與發展觀光。當時部落主要幹部曾有疑慮，但在實地參訪達娜依谷後，認為清水溪的自然條件遠遠勝過達娜依谷，因此轉變態度，於2000年代初期開始與政府機關合作。但這個短暫的集體行動，卻因公部門大量且急速的資源投入，不幸引發相當嚴重的利益糾葛與派系爭鬥，因而持續非常短便告中止。

 

在那之後，「慕谷慕魚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的劃設議題，接續影響了Snkreygan部落整體。在2005年，當時部分村民組成的社區協會組織陳請劃設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而花蓮縣政府也積極支持劃設工作。在接下來的劃設作業過程中，部落內部逐漸衍生兩種主要的不同見解。支持的一方認為，在有法源依據及公部門資源挹注的情況下，環境與觀光資源可以獲得更佳的管理，可藉此帶來觀光發展與就業機會，因此他們願意與政府機關積極合作。反對的一方則認為，基於過往與國家體制互動的經驗，他們擔心傳統領域將重蹈國家公園或國家風景區之覆轍，導致部落居民喪失土地與自然資源主權，而發展的好處主要仍是由國家與外來者共享，部落將承受主要社會文化與環境衝擊，而非獲得益處，另外，他們也質疑整個劃設過程根本未尊重部落意見，也未遵守原住民族基本法之規定。

 

在劃設作業進行的同時，清水溪的美景在政府發展觀光政策的推動下，逐漸吸引愈來愈多的觀光客。觀光的發展固然的確為小部分村民帶來收入與就業機會，但每年近億元經濟收入中的多數仍然落入外來觀光業者手中，同時，觀光的負面衝擊卻影響著多數部落居民的生活，包括交通阻塞、環境破壞、不尊重部落文化等問題一一浮現。當年花蓮縣政府的溪魚放流工作也造成了衝擊，居民開始發現清水溪中原生魚種大量減少，取而代之的是放流的外來魚種。以上的衝擊與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的劃設作業互相激盪，引起愈來愈強烈的憂心與不滿。同時，對過去部落中既有社區組織與政治力量作為的不滿，也是重要原因。

 

在幾位部落青年結合長輩支持的努力之下，Snkreygan部落開始試圖以Gaya為基礎，以超越家族的方式，號召現代形式的集體行動，開始以部落整體與公部門進行對話及抗爭，其組織的形式，從一開始的非正式形式（如青年的自我組織、自救會等），到晚近的正式的部落會議。在此部分，部落甫萌芽的自主意識固然是集體行動的根源之一，另一方面，外部大環境的變化也與支援著部落內部的組織，這包括《原基法》及其相關辦法所提供的制度與論述基礎，原住民族運動、環境運動、教會、學術界與非營利組織的奧援等。這個對Snkreygan部落而言新型態的部落集體行動，展現了相當的力量，最近的事例，或許可以風倒木事件為代表。

 

2013年12月23日，部落居民發現林務局將木瓜溪流域山區檜木載運下山，因而將木材攔阻於部落。林務局主張這是合法處理國家財產（倒木），部落居民則主張林務局未經過部落協商同意，擅自處理林木的地點不符，已侵害部落傳統領域並違反《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在經過多次的抗爭與協商後，林務局同意開始與部落商討該地區的共管機制。這個事件也因為傳播媒體與社群網路的影響，而廣為社會所知。這個事件也為集體行動增添新動力，使它繼續處理部落重要議題，尤其是清水溪的觀光發展與治理議題。

 

2014年5月底，部落會議決議封山，在6月7日，部分居民以實際行動鳴槍封路宣示部落主權，該行動雖主要為宣示意涵，活動後並未真正封路，但之後7月麥德姆颱風所造成的坍方，卻造成車輛長期無法進入清水溪，更長遠的影響是，即使在道路修復後，以及觀光業者的抗議之下，該路段僅有短暫開放，直到2015年6月6日在縣政府與鄉公所主導下重新宣布開放申請入山，並規定遊客只能以步行方式進入，其後又因部落會議抗議縣政府與鄉公所未與部落商討就驟然開放、以及遊客人數還是過多，因此嚴格限制入山人數。部落會議並在2015年7月，更細緻地修訂部落會議組織細節與部落規範，以因應長期組織與進行部落自治的準備。

 

2015年7月18日，銅門部落會議。（攝影／Apyang I-miax）

 

整體而言，Snkreygan以部落會議為主體的部落集體行動，已經造成重大影響。它使得縣政府暫停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的劃設工作；它迫使林務局必須開始與部落協商共管機制；它使得清水溪的觀光發展與環境治理獲得新的契機，部落開始得以有機會以部落集體形式影響治理工作；它也讓（至少部分）部落居民第一次獲得自信，發現太魯閣族或有可能以部落集體意識進行部落內部重建、以及與外部社會互動。所有的這一切，都讓討論已久的部落自我治理概念開始付諸實踐。

 

展望未來，Snkreygan部落的新興集體行動是否能長久延續，改革過往部落組織與政治運作的負面之處，並為部落帶來良善的治理成果，當然仍待觀察。同時，部落當中對於是否以部落會議為主體推動部落事務、是否挑戰既有國家與社會經濟體制等議題，仍然有非常不同的路線看法。對於這些挑戰，部落內部更廣泛的參與，尤其是年輕世代的參與，包括太魯閣族跨部落青年的串連，以及國家體制的態度與改革進程，將會是需要觀察的兩個主要面向，同時，外部友善力量的持續關注與反省，也會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我們期待未來，Snkreygan部落將可以成為部落自治的典範，乃至於成為太魯閣族自治的基礎。

 

 

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