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原住民使用資源的傳統方式較不傷害自然（Karjala et al., 2004）。推展野生動物保育與經營管理工作之經驗顯示，在地居民的參與，尤其是參照當地原有生活形態所發展出的管理策略，不但較易為當地居民所接受、較易落實保育自然的目標，也大大降低了政府在行政上的負擔（Child and Peterson, 1991；Peterson, 1991；FitzGibbon et al., 2000）。在目前，我國政府管理自然資源明顯缺乏人力及資源的情況下，邀請原住民族的參與野生動物管理有其必要性與優勢（例如：對於在地生態知識的了解、維繫原住民傳統文化、制度規範與社會網絡等），且可以永續經營的方式，促使保育與在地發展的目標結合（盧道杰等，2006）。

 

在過去的七、八百年以來，魯凱族人都在中央山脈南段（大約是在出雲山和北大武山之間）的東西兩側狩獵。而這些傳統的狩獵地區因為其仍然原始的植被風貌及豐富的野生動物，由北往南現在已分別被政府劃設為「出雲山自然保留區」、「雙鬼湖自然保留區」及「大武山自然保留區」。為什麼在如此長久持續的狩獵之下，這些地區仍然保有豐富的野生動物資源？本文將從生態學的角度去探討西魯凱族的獵區管理及狩獵傳統，並提供一個以傳統為基礎的資源利用制度，以說明如何利用在地的知識及共管的形式來規畫自然資源的永續管理制度。本文有關西魯凱族的狩獵傳統係整理自於屏東縣霧臺鄉所作的兩項研究（裴家騏、羅方明，2000；賴正杰，2013）。

 

二、西魯凱族的獵區管理及狩獵傳統

 

（一）獵區及其使用

 

狩獵對魯凱族人而言，是男士們取得榮耀及權力的管道之一。西魯凱族獵區的領域觀念至今都非常強烈，侵犯到別人的獵區，會造成獵區主人極大的反彈，而獵區主人為了避免自己所屬獵區被偷獵、侵占，會巡視自己的獵區（台邦‧撒沙勒，2009）。

 

西魯凱族的獵區並未設置實質的邊界，獵區與獵區之間大多以嶺線、峽谷或河川為界（圖1）。西魯凱族的獵人都是以陷阱獵為主，而因為種種的因素（例如：可及性、動物量、禁忌……等），只會在固定的地區、使用固定的路徑進行狩獵。以圖1中這6個獵區為例，密集陷阱布放區（陷阱區）各有2至5處，各獵區中不去狩獵的區域占全面積的比例平均高達82%。各陷阱區採輪流使用原則，每次大都只使用其中的一塊。西魯凱族較集中的狩獵季節為每年的11月至翌年的4至6月之間，主要原因是夏季為農忙季節，同時也適逢雨季，不利狩獵活動的進行。再者，冬季氣溫較低，獵物可保存的時間也較久，有利狩獵。他們主要獵捕的動物為山羌、山羊及山豬。

 

圖1 西魯凱族6個獵區及其陷阱布放區之空間配置示意圖，已將原獵區之方位與尺寸作模糊處理。灰色代表陷阱區，紅點代表獵寮，藍線代表獵徑。本圖引用自賴正杰（2013）。

 

（二）狩獵有關的倫理、神話或禁忌

 

西魯凱族獵人不會在陷阱區內以圍繞、封閉或全區貫穿的方式設置陷阱，而是會保留適當空隙，作為野生動物得以通行的迴避通道^（註1）。狩獵季節結束時，獵人會將陷阱收起，避免誤抓獵物又沒人巡視而造成浪費。獵人們都希望受族人的尊敬，因此多認同以下的行為規範：

1. 獵物須交由頭目分配給族中耆老、婦孺；未分享者，將無法獲得獵人的榮譽。

2. 獵物在陷阱裡死亡、腐爛是浪費、是對不起山神與祖靈的，不但不被允許，甚至會被譏笑是懶惰的獵人，或因冒犯部落長者而遭受責罵。

3. 獵人若有破壞環境或趕盡殺絕之行為^（註2），將會遭到部落長者責備。

 

同時，在西魯凱族的神話禁忌中，常提到新月與無月亮的時候是神的兒子狩獵的時間，故族人只會在近滿月或滿月時打獵^（註3）。另外還有些普遍的禁忌，例如：鳥占、夢占……等（裴家騏、羅方明，2000；田哲益，2002；賴正杰，2013）。

 

（三）西魯凱族永續狩獵的關鍵因素探討 

 

綜合而言，西魯凱族的狩獵傳統具備長期使用野生動物資源的元素，從生態學角度來說，至少包括有：

1. 獵區強烈排他的領域性，使得在同一時間內使用者人數和能設置的陷阱數有限，也避免不同獵人重複狩獵而造成過度狩獵的情形（Berkes, 1998）。而固定巡視獵區的習慣，更能確實管理獵區，並避免盜伐、盜獵、占用等問題。

2. 獵人的行為規範具不趕盡殺絕、不浪費獵物與不破壞環境三項要件，透過村中長者責備與同僚譏笑的壓力，驅使獵人遵守或視為理所當然。

3. 主要狩獵的對象均為草食或雜食性的動物，而這些物種的繁殖力及數量的恢復力都較高。而季節性的狩獵活動，也提供族群的喘息機會。

4. 散布式的陷阱區不但將狩獵活動分散，合計面積平均低於獵區總面積的20%，而且其使用方式猶如森林永續利用的輪伐，再加上族人對特定地帶的迴避，形成類似禁獵或保護的地區，提供了獵物生育的環境（Berkes, 1998）。這種地景配置有別於常見規畫的保護（核心）區在內、永續利用（緩衝）區圍繞其外的配置原則（圖2），但卻相當符合「沙漏或水槽效應（Stearman and Redford，1995；Naranjo and Bodmer，2007）^（註4）」和「區域狩獵控制（McCullough，1996）^（註5）」兩種避免過度利用野生動物資源的現代學術理論。

5.最後，有些西魯凱族傳統禁忌及習俗，又使得狩獵活動有了固定性（如月亮週期）與隨機性（如鳥類的鳴叫與飛行方向）的禁止機制，而這些都有減少連續或密集狩獵活動的功能。

 

圖2 一般常見的保護區在內、永續利用區圍繞在外圍的地景配置方式（A）；西魯凱族傳統領域中，永續利用（狩獵）區以小面積且分散的方式，鑲嵌於完整的保護區中的地景配置（B）。

 

 

三、在地管理野生動物資源的可能性

 

在了解魯凱族的狩獵傳統，以及它們在自然保育上所可能具備的正面意義後，似乎可以沿用做為在當地進行野生動物保育與管理的藍本。具體的作法可以將西魯凱族的傳統領域依「野生動物保育法」設置為野生動物保護區，將其中分散的陷阱區設定為永續利用區，其餘地區則全部設定為保護區。其中，保護區將制定嚴格的保護措施，以免於受到破壞；永續利用區內則可參照傳統，規畫各類野生動物利用之方案，以提供機會並鼓勵當地居民參與自然資源的經營與管理（圖2）。

 

如此之管理制度因為源頭是當地居民所認同且熟悉的，不但容易獲得支持，而且也適合發展成一個有效的共管機制，政府與當地居民共同規畫對當地自然資源的永續經營，包括：生態旅遊、文化保存、野生動植物資源利用、水資源保育及利用、檢舉不法行為……等。而當地居民的參與，也可以更快速的將傳統在地生態知識融入管理制度中、促進對自然環境的關懷及維護，以及創造就業機會、活絡山區的經濟活動，以吸引更多的原住民青年回鄉服務。同時，除了食用以外，包括文化、裝飾、觀賞、觀光、野外體驗……等利用型態，也都可以被涵蓋在利用野生動物的範疇內。然而，無論利用型態為何，可永續的使用（sustainable use）均為最基本的要求。

 

不過，雖然這一類利用野生動物的方式已有相當長的歷史，且可能已經是當地自然資源的永續利用制度，但是考慮自然和社會環境的變遷對傳統生活型態所產生的衝擊，例如人口數量的增加、傳統禁忌對族人約束力的減低、現代市場經濟的進入……等，因此，各種利用方案之實施，仍應該配合使用現代科技持續監測野生動物的數量、分布地點及變化趨勢，以作為管理制度檢討及修改的依據。而持續的監測仍然應該以培訓當地原住民人才為首要目標。舉例來說，國內面積廣大的山區因為地形陡峭和行進困難的限制，使得許多自然資源豐沛但可及性不高的地區，難以進行深入的資源普查，更遑論長期的監測。近年來一些野外調查技術的研發（例如：衛星定位儀、軌跡器、數位相機、自動照相設備、長時間錄音設備……等）和室內地理資訊系統的整合，雖然已明顯的降低在山區收集資料的時間和人力，但仍然受限於野外工作人力的不足，無法更廣泛且長期的收集基本資料。因此，若能邀請在山區活動能力強的原住民，加入全面資源普查的行列，才可能大幅提升對自然資源的掌握及監測能力。

 

另一方面，針對傳統自然資源管理制度在近代的延續或應用，不少的研究（包括漁業及森林利用）都顯示，高層政府和法律層面對多樣性文化（例如，土地所有權制度）的尊重及支持，以及在地居民對資源管理具有充分且權責相符的自主性或主導權、高度的文化認同，都是具地方特色的傳統制度能否有效實施的關鍵因素。

 

目前，西魯凱族人已具備相當的共識及文化認同，但仍然缺乏政策及法律層面的支持，文前所提：設立野生動物保護區，並量身訂做一套管理制度的想法，似乎僅能賦予在地參與的法律支持，而無法提供在地居民參與（或主導）決策的機制。如能同時成立一個以當地居民為主要組成，並納入政府和學者代表之地方性共同管理機構，負責擬定和執行一個權利和義務相符的管理制度，不但將可深化在地參與的實質內涵，也應該可以提高有效管理的可能性。

 

 

^（註5） 區域狩獵控制（spatial harvest control）：假設一區域內的獵物族群呈連續分布，若陷阱區固定，且以馬賽克形式散布於獵區內，則陷阱區因為被非利用區所包圍，故能補充陷阱區內被獵獲之動物數量，使得陷阱區得以永續利用。不過，這個理論要發生效果，需要：固定的陷阱區位置、陷阱區所占獵區的面積比例不得超過非利用區所能補充的程度、不破壞獵區的環境品質和適當的非狩獵季節。「區域狩獵控制」理論所描述的情形與條件，和西魯凱獵區使用情形極為類似。 

 

 

參考文獻

‧台邦‧撒沙勒（2009）《原住民傳統知識之研究──頭目、獵人與獵場：魯凱族管理土地之傳統知識-阿禮部落的例子》，大仁科技大學教師研究計畫成果報告（仁研98132），頁66。

‧田哲益（達西烏拉彎‧畢馬）（2002）《臺灣的原住民》，魯凱族，臺原出版社。

‧裴家騏，羅方明（2000）〈狩獵與生態資源管理：以魯凱族為例〉，《生物多樣性與臺灣原住民族發展論文集》（蔡中涵編著），財團法人臺灣原住民文教基金會，頁61-77。

‧盧道杰、吳雯菁、裴家騏、台邦‧撒沙勒（2006）〈建構社區保育、原住民狩獵與野生動物經營管理間的連結，《臺大地理學報》46，頁1-29。

‧賴正杰（2013）《臺灣原住民當代狩獵探討──以魯凱族隘寮群為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碩士論文，頁65。

‧Berkes, F. 1998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s in the Canadian subarctic. Pp. 98-128 in F. Berkes and C. Folke (eds.) Linking Social and Ecological Systems: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social mechanisms for building resilience. Cambridge Univ. Press, Cambridge.

‧Child, B. and J. H. Peterson. 1991. CAMPFIRE in rural development: the Beitbridge experience. Branch of Terrestrial Ecology, department of national Parks and wildlife management of Centre for Applie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Zimbabwe, Harare. 89 pp.

‧FitzGibbon CD, Mogaka H, Fanshawe JH. 2000. Threatened mammals, subsistence harvesting, and high human population densities: a recipe for disaster? Pp 154-167 In J. G. Robinson, E. L. Bennett (eds.) Hunting for sustainability in tropical forests. Columbia Univ. Press, New York.

‧Karjala, M. K., E. E. Sherry and S. M. Dewhurst. 2004. Criteria and indicators for sustainable forest planning: a framework for recording Aboriginal resource and social values. 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 6: 95-110.

‧McCoullough, D. R. 1996. Spatially structured populations and harvest theory. J. Wildl. Manage. 60 (1): 1-9.

‧Naranjo, E. J. and R. E. Bodmer. 2007. Source–sink systems and conservation of hunted ungulates in the Lacandon Forest, Mexico.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138: 412-420.

‧Peterson, J. H. 1991. A proto-CAMPFIRE initiative in Mahenya Ward, Chipinge District: development of a wildlife utilsation programme in response to community needs. Centre for Applied Social Sciences Occasional Paper Series-NRM: 3/1992. University of Zimbabwe, Harare.

‧Stearman, A. M. and K. H. Redford. 1995. Game management and cultural survival：the Yuqui' ethnodevelopment project in lowland Bolivia. Oryx (1): 2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