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佳音

一、地震後的迷蹤

 

1661年這一年，是臺灣動亂的一年，南部嚴重地震，全島有外患入侵；叛逆、投誠，異族之間恩怨，比三角關係還複雜。但後來講說這段歷史的人，目珠與嘴唇好像只放在國姓爺鄭成功率兩、三萬士兵攻打臺灣。而且，故事主軸想法，幾乎都以為當時舞台只分兩個陣營，即：臺灣原住民與漢人聯合外來鄭氏政權，圍攻人數才一、兩千的荷蘭東印度公司。

 

會有這樣僵硬、單一的故事影像，不意外，當然是現代黨國「大歷史」之支配階級史觀譸張、影捏所造成。但，另一方面，也許有些原因出在歷史研究者不樂於從事文獻的基礎考訂、解疑，或勇於反思現成歷史敘述是否完全真實，導致不少值得再論述之歷史事件，因而隱晦不彰。當年所發生的?吧哖事件插曲，也許是其中一例。

在以前，研究者可以廣泛運用的日譯版《巴達維亞城日誌》中，鄭成功攻臺前幾日，即1661年4月17日條，記有臺南目加溜灣（善化）社的竹篙厝教堂因地震倒塌，居民逃往山中。數日前，目加溜灣老居民與新來的Terriverrivang人一齊再回到社裡來，但Tamani尚逗留山中^（註1）。

 

此次大地震，《巴達維亞城日誌》說是2月15日發生，臺灣城建築龜裂，臺灣街有店鋪二十幾間倒塌，連稍遠的善化竹篙厝教堂也倒下，餘震連續六天。這是根據臺灣長官揆一的書信報告，可信性當然高^（註2）。當時，有位也經歷地震的瑞士傭兵Herport，他在《東印度旅行記》中講得非常恐怖，地動山搖，島嶼彷彿一艘船在海上搖晃，甚至還誇張成餘震長達六個禮拜^（註3）！

至於2月中逃離，震後數日再回去的Terriverrivang與不願回去的Tamani番人，究竟是哪一族、哪個部落的原住民？荷蘭時代臺灣史開山祖中村孝志在巴城日誌的註釋中，指前者地點不明，後者是「?吧哖」，是現在臺南玉井。荷語文獻中的Tamani，後來被漢字音譯為「?吧哖（Ta-pah-nî）」，日本時代取近音改為「玉井（Tama-i）」。沒錯，這是研究者的基礎知識。

 

二、荷語文獻中的?吧哖社地點

 

問題出現在荷語文獻中的Tamani（?吧哖）社，社址在哪裡？ 連帶的，中村先生所未能解答的Terriverrivang番人番社又是哪裡？ 這是本篇短文要集中處理的問題。本文的重點或結論，主旨不在於推翻既成論述，而是提出下述事證，敦促學界在談論南部原住民族群遷徙時，可能得花些時間解決這些文獻問題，用以避免歷史紀錄的前後矛盾。

Tamani（?吧哖）社或社番出現於荷語文獻的時間，算是比較晚期，大約在1650年代以後。揆一長官呈巴城總督信函中，提到：「?吧哖番人，亦為下山（居住）大武?人的一部份（zijnde ook een deel der afgecomene Tevorangers）」（參見圖1）^（註4），可確證?吧哖番人與大武?番屬同一族群 。大武?社的地點與範圍，在荷語文獻中很清晰。例如，1636年Junius牧師向公司十七董事會的報告中，指出離新港社一天多路程的三個山內番社：Tevourang（大武?社）、Taiouwang、Tusigit^（註5）；此外，相關的資料，如《臺灣城日誌（熱蘭遮城日誌）》也標明由大目降（Tavokan，臺南新化）到大武?路程約一天^（註6）。

圖1 揆一長官巴城總督信函，VOC1236, fol. 180。（圖片提供／翁佳音） 

 

文獻又指出：Tamani社與Terriverrivangan小社，位於小山之中，一日路程。而且，後者是新成立的小社，約位於目加溜灣社與大武?社半路間的平地上^（註7）。綜合這些路程時間，以及地形的敘述觀之，荷蘭時代的大武?與?吧哖番社恐怕都在現在臺南大內頭社開始往東算起 。換句話說，這兩個社名與地名，是定根在土地上，從那時起到現在，應少有變動 。

至於迄今未解決的Terriverrivangan小社，既然在目加溜灣社與大武?社半路間的平地上，研判的範圍已可縮小。若進一步參照清代文獻，那地點就呼之欲出了。大約成書於1717（康熙五十六）年前後的《諸羅縣志》卷一封域志「山川」，記云：

 

大武?山……內社九：大離蚌、礁吧哖、邦鶻、內蹈綱、敦里礁吧哩、萬打籠、內幽、籐橋頭、美籠。 

 

此外，成書1722（康熙六十一）年稍後的《臺海使槎錄》卷五〈北路諸羅番四〉也載有：

 

大傑巔、大武?、?吧年、木岡、茅匏頭社（即大年）、加拔（一作茄茇）、霄裏、夢明明（自頭社以下皆生番） 

 

限於篇幅，這裡無暇繼續解釋兩書所提記的其他鄰近番社名稱，儘管這方面討論，對於解開歷史族群非常重要。我還是舉兩書中所提的「大離蚌」與「大年 」，兩詞的發音，大抵類近Tai-li-pang，或Tai-ni-pang，與Terriverrivang音值非常接近，應是後者的漢字音譯^（註8）。這樣的解釋與推測，尚屬合理層次。若無異議，那麼，如《臺海使槎錄》所言的：茅匏頭社又名大年，Terriverrivang就是臺南左鎮境內舊地名「竽匏口」 ，這裡尚留舊地名木公（木岡）、公館與口社寮，多少都已反映這一地帶的族群活動狀態（參見圖2）。

 

圖2  日本時代堡圖。（圖片提供／翁佳音） 

 

三、初次?吧哖事件

 

前面既然已指出此次事件的地點，大抵與現在臺南左鎮、玉井範圍差異不大，那麼，事件的原因與經緯如何？

在這裡，我還是從第四冊《臺灣城日誌》的記事中擇要敘述^（註9）。事件前因，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統治政策的變化，總督高層在1645年時令臺灣當局將山內原住民遷徙到平地，以利於基督教教育及統治^（註10）。1650年代末期，部分大武?社番人分別被勸令下山，遷居臺南白河、東山一帶的哆囉嘓社（Dorcko）^（註11），成為清代登錄於志冊上的「大武?派社」。此外，也有番人，包括上述的?吧哖與大離蚌（Terriverrivang）奉命遷居到目加溜灣社。從文獻來看，下山居住的番人，多少有適應不良的問題^（註12）。

 

因此，1661年2月中的地震躲入山內後，?吧哖社的一位頭人?吧烈（Dapare）與他的番親公然宣稱要留在山中過著傳統自由生活，寧可死去，也不願下山再回目加溜灣社居住，接受荷蘭的基督教教育與法律^（註13）。他們有往北逃到嘉義阿里山境內的大龜佛（Tackka Poulangh），或往南與屏東縣高樹鄉舊大路關（Terroquan）番人逃到相當高的山上，名叫Tosicil的地方築屋居住，甚至干仔霧（Kanakannavo）社番也過來相助^（註14）。

 

荷蘭東印度公司雖然在3月曾派政務官率十幾人前往調查，以及拏捕抗命的頭人?吧烈，結果僅是得到上述的情報而已。公司若想進一步派遣士兵前往搜捕，以及驅逐?吧哖社番到山下居住，也已時不我予。4月底，中國的國姓爺大兵君臨城下，另啟一番大戰場，戰火遍及島上。初次的?吧哖事件訊息嘎然而止，後續故事如何，文獻恐怕難有紀錄了。

 

?吧哖故事的時間，也許難以為繼；但空間之網絡，倒是可羅織出一些眉目來。事件中出現的社番，有嘉義布農族的大龜佛（Tackka Poulangh），以及清代四社番，即高雄縣楠梓仙溪河谷一帶的大路關，甚至是這一兩年才被認定為新族群的高雄縣干仔霧（Kanakannavo）番人。

 

這些範圍橫跨嘉義、臺南與高雄、屏東的原住民群，早在荷蘭公司統治時代，就已發生遷徙住居與互有聯繫之現象。例如，1636年年底，大路關（Taraquang）的番人因被住在更高山上的敵番所驅逐而在大武?人的番社中尋求庇護地^（註15）。高雄的干仔霧番（Kanakannavo）於1648年參加全島地方會議，荷蘭人要與此番社溝通，先講新港話，再翻譯成大路關（Tarrocquans）及大武?話；1650年，干仔霧番社甚至有有四戶遷往嘉義阿里山的大龜佛（Tackapoelangh）^（註16）。

 

四、事件餘波懸而未決的問題

 

本文後段試圖用空間之網，填補初次?吧哖事件中斷的時間軸。之後，恐怕有些事件餘波或缺口，現在的研究者也許該面對，例如：

第三節一開頭提到的，與?吧哖同屬大武?的「大武?派社」，成立於1650年代末期 ，但目前論述卻謂因臺南西拉雅族侵占而於18世紀三、四○年代（乾隆初期）遷到該地^（註17），有七、八十年的時間缺口。

 

此外，日本時代與戰後的調查與敘述，包括中村孝志之註解，大體異口同聲說臺南舊地名?吧哖的玉井，是原住新化的西拉雅族社眾因受漢人侵占，而往東遷徙，驅逐原住玉井、口霄里的南鄒四社番，進而定居下來的西拉雅族之社。時間大約在清康熙、乾隆年間^（註18），亦即在17、18世紀之交，到18世紀三、四○年代間的事。

如此論述，又與第二節所指陳荷蘭文獻出現之社名與地點，與清代以後的社名地點差異不大之事實，有了衝突。進一步，語言方面，如上所述，干仔霧番聽講大武?話；荷蘭時代觀察記錄中，大武?與西拉雅族之風俗習慣還是存在著差異^（註19）。更有趣的是，日本時代之調查紀錄裡顯示，現獨立為一族的干仔霧，即卡那卡那富族（Kanakanavu），是被鄒族與Saaroa稱為「Taiburan大武?」^（註20）。由此可見，各時代的文獻紀錄一直有持續性，但與日本時代以來的學界調查研究不符合 ，中間到底出了啥問題，今後不解決是不行的。

 

結語之際，還是再提點一下大武??吧哖這個舞台。不止荷蘭時代是熱鬧社之區，到了滿清據臺之初，大武?依然為「商人所常泊之社」^（註21）。有清一代，「大武?之?吧哖」是賊匪與官兵一往一來之區。嘉慶十八（1813）年十月間有艘據說是蔡牽等集團的海賊船竄至臺灣東部沿岸，沖礁擊碎，賊頭「紅目茂」泅水登岸，居然還攀爬潛匿到?吧哖山寮中^（註22）。

 

你看，?吧哖舞台不是千山鳥飛絕的封閉世界，用這個地理觀點再解析文獻，也許會有不同的歷史敘述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