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明輝

一、勇士之死及其遺志

 

2013年，阿里山鄒族最後的maotano勇士武義德先生於以93歲高齡辭世於老家lalauya部落，這個曾經是二二八事件的阿里山基地的部落中，部落中「同梯」陽財丁先生也於2014年往生，其餘曾經參與鄒族二二八事件的部落族人大概僅有汪建昌、鄭茂李兩人在世。每年的二二八，總有各種紀念活動，身為原住民的高一生與湯守仁之涉入二二八事件並成為受難者，很自然地被視為是對臺灣主體性建構的重要歷史事件，成為一些紀念場合中用以批判或反國民黨運動中的原住民聲音代表，這些種種都不斷強調或歌頌臺灣主體性歷史與政治的正當性，卻少有人能理解事件中的鄒族主體性，或從鄒族作為一原住民族的位置考察這段歷史。其實鄒族具有強烈主體性，並非只是消極被動的參與者，政治上有其明確的主動意識，與臺灣本土陣營相連卻不盡相符，關鍵在於阿里山基地裡鄒族行動者須同時連結並調和左、右、臺、中、日等各方勢力。隨著勇士的殞落，這個鄒族歷史事件以及阿里山基地的真相，恐將隨之沉沒於黨國與本土統獨對立之歷史論述裡，以鄒族史觀重新書寫這段歷史與地理，自有其必要。

 

二、lalauya樂野部落之空間性──鄒族傳統小社與前進基地

 

樂野，鄒族語稱lalauya，lauya為楓樹，lalauya則為楓樹林，因為過去部落滿山巨大的楓樹林而得名。傳統上，lalauya為特富野tfuya大社（hosa）之外圍小社，鄒族人稱為lenohi’u，意即專住在草屋的人居地。功能上扮演特富野大社的前進社地，防禦西部疆界，lalauya是集合鄰近社地而成，包括meoina、pcopcoknu、cpu’u及tanapavana等社。

 

根據樂野領袖家族汪建昌（pasuya ’e vayayana, peongsi）的口述，古時樂野原是一個暫居之所，從特富野來的，開始遷居在meoina（方誌稱毋荖菸、流嘮，今之第四鄰），非立即遷到現今的樂野。meoina原本是非常肥沃的平緩土地，土地肥沃的程度可以直接以牛犁田且有時暫時滯留，鄒語稱nohi’u，但是後因地震與水源汙濁的問題，老人家開始考慮遷移。先分散居住在yasuvyua有茄苳樹林，之後慢慢移到lalauya。先來到的是梁家，後來有peongsi汪氏（vayayana）、nia hosa粱氏、luheacana羅氏和muknana武氏，還有tuthusana朱氏。鄒族二二八事件正是以lalauya為基地的這些家族故事。

 

lalauya為鄒族最靠近漢人社會之部落，部落附近漢人聚落與鄒族人數接近，除了移民外，因為交通區位的關係，歷代外界主流社會之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資訊與各類政策、措施大抵都是先經過或傳入樂野部落再傳遞到其他部落。從現代化角度而言，樂野是最早接受外來文化輸入而改變的部落，也可說是漢化最深的鄒族部落，同時可能也是鄒族文化流失最多之處。由於與外界接觸頻繁，接受教育機會較多，戰後出現的鄒族現代化知識分子也以樂野最多，第一代知識分子後來成為鄒族政治領導菁英，當中多人涉入戰後發生的二二八事件，事件之主要場景舞臺就是lalauya部落。

 

三、1947年──詭譎的年代

 

1947年，對日本、對臺灣、對鄒族以及對國民政府乃至對中國的歷史而言，是時代劇變的轉折交接與氣氛詭譎之年代，一是二戰剛結束，日本人離開其殖民統治達51年的臺灣的後兩年，其次，也是鄒族人編入「高砂族義勇軍」參與南洋戰爭返臺後二年^（註1），再者，是國民黨政府從日人接收臺灣後兩年，同時也是共產黨打敗國民黨軍，建立新中國前兩年，也就是國民政府流亡到臺灣前兩年，在這一段短短的時間裡，所有前往或離開臺灣的人，臺灣在他們的生命過程都不約而同地代表著人生的巨大轉折的節點。簡言之，二二八衝突緝煙衝突事件只是導火線，二二八事件及其後的戒嚴、清鄉與白色恐怖，其實正是不同時維衝突之歷史線條的遭逢轉化的結果。

 

鄒族有其自己發展的歷史，但在日治時期與大部分的臺灣漢人都過著被高壓統治的生活，在一定程度內，已因日本經驗而形成命運共同體，然而卻仍無法掩蓋或消彌鄒族與漢人之間長期以來的土地與文化衝突，這在鄰近漢人的樂野更加明顯。

 

四、鄒族二二八事件始末

 

（一）包圍水上機場與攻下紅毛埤彈藥庫

 

1947年二二八事件中，嘉義市在3月2日開始有民眾響應臺北的二二八事件，市長與國軍一起退守於水上機場，市民臨時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擔負起市政空虛的治安與秩序之維護任務，為了因應可能的衝突，該委員會透過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打電話向當時吳鳳鄉首任官派鄉長高一生請求派打過南洋戰爭的鄒族部隊支援。然而，3月3日，站在國軍陣線的臺南縣長袁國欽卻帶領三、四十人佩帶武器槍枝，沿著曾文溪經大埔到當時隸屬臺南縣的吳鳳鄉，也向高一生鄉長尋求保護，並待在山上數日後由鄒族護送回臺南，高一生因而陷入兩難之處境。鄒族樂野村有參與日軍中國華北戰爭湯川少尉（即湯守仁）到鄉公所與高一生會談，高一生似乎不主張介入嘉義市衝突，但湯守仁則傾向參與，兩人意見相左而爭執，會談結果決定要派族人支援嘉義市維持治安。

 

3月6日，鄒族部隊兵分四組，一支為觸口（鄒語pooftonga veoveo，意為圍困梅花鹿之地）防禦部隊，族人聽從高一生將年紀大的與年紀太輕的先駐守觸口以保衛山上的族人，第二支部隊為將真正參加過南洋戰爭的人，準備參戰，這一支作戰隊伍，先接收了觸口警察派出所的武器，接著攻打紅毛埤國軍彈藥庫，將七、八十支槍枝與三門自走砲（一說兩門）以及數量龐大的彈藥搬走，然後有的先行前往嘉義與竹崎隊會合，有的直接前往水上機場，在紅毛埤與國軍發生槍戰，在前往機場以及後來從機場撤退時也與國軍發生激烈槍戰，但都無族人傷亡。第三支部隊為留守嘉義市協助學生巡邏維持治安，並召集學生實施軍訓，教他們臥倒、匍伏前進等。第四支則是竹崎隊伍派往機場參與，並與觸口隊伍會合，大約是一百人左右。當時圍攻機場的人共約一千人，有陸軍隊、海軍隊，分守北、東邊，鄒族部隊則防守機場正門，因有實戰經驗，晚上大部分睡在壕溝內，部分隊員輪班住在螢光舍。然而民兵並不打算攻下機場，也無能力攻下，所以持續包圍著國軍，直到10日拂曉臺南工學院學生決定撤退經過機場正門突遭國軍開槍射擊，這位置正是鄒族部隊防守處，頓時反擊展開激烈槍戰，機場內戰死許多人。當天白日，對峙雙方似有講和的跡象，後湯守仁命令將所攜帶武器包括三門自走砲以及所有槍枝彈藥全部載到北門火車站連夜發車回到奮起湖。觸口部隊也徒步走道奮起湖會合，然後將一門自走砲置於奮起湖，槍口對準奮起湖下第一個隧道，並留一班隊伍防守。其餘槍隻彈藥裝於牛車及兩門自走砲帶往樂野村，自走砲置於今石桌阿里山公路兩側，防禦來自奮起湖與觸口的入口，暫時結束山下之戰事。

 

（二）阿里山基地之訓練與高山族自治縣籌畫

 

嘉義民兵方面，3月9日國軍援兵已到，機場國軍開始出來掃蕩，展開屠殺，11日官方與民兵和平談判代表協商，但反遭扣留，18日將諸等代表於嘉義車站公開槍決。這些慘狀鄒族並未見到，但返回樂野的鄒族部隊開始在樂野村及福山tanapavana實施基地訓練，嚴然要準備隨時迎戰國軍。3月25日，警方開始調查但查不出什麼，至於武器部分，則在縣長袁國欽之側面協助下，於4月17日代表辦理自首，繳回槍械，結束樂野基地訓練。

 

1947年3月17日，高一生與曾擔任補習所教席的樂野族人安井猛（即安猛川）聯名發出邀請函給高山地區各鄉，請派每鄉二名「先輩及有志家」（原文為日文）代表於民國36年4月10日至臺中縣霧社（今南投）元分堂集合，以檢討高山地區自治行政，並附上高、安兩人所擬的高山自治縣架構圖。並要出席者事先針對資料即（自治區）機構、人材（才）、財政以及區域（自治區空間範圍）等提出構想，以蒐集意見加以彙整。

在該邀請函之末有一附記：

 

臺灣的原住民本是臺島的主人公，可是我等高山族在數百年間，不論怎樣對時代的政府忠實，一方面平時總是會被待以生蕃、番人的侮辱，另方面又執迷於強以武力出頭以塑造山地人勇敢、或正義的形象，如此卻不僅天真地反成為一部分平地野心家、革命家煽動去作為躲避槍彈的犧牲，更因背負土匪的罪名被討伐。……所幸，民主主義已成為臺灣的模範指標，在此暢行民主主義之際，我等高山族要一致團結，為高山全民的幸福，在和平交涉裡來設定出以高山族為主人公的區域，而雖然自成區域，如高山區署、警察局等，行政仍隸屬縣長及長官，此外一切自主的山地區域的建設形貌，亦即建立真正的高山族的平和境度^（註2）。

 

這一段文字無疑是至關重要的訊息，清楚顯示高一生與安井猛兩人對於鄒族民族處境與地位的困境及其出路之基本認知與主張，認為當時是個可以透過和平方式與政府協商的大好時機。令人驚訝的是其所提出之概念多半是臺灣歷史中最早出現的用詞，且無一不是現在所仍主張或強調的。而其自治構想發函邀請所有高山族鄉代表頭目、有心者企圖舉行「高山族頭目」會議，這也是一項最早創舉，甚至到目前為止，還未曾有原住民族自發性的辦理全臺原住民族頭目會議。

 

在自治區內當家做主乃是高一生等對原住民族未來出路的總結，惟在其所規劃的自治區似乎將整個原住民族納入單一自治區，而無族群民族自治區域劃分。其次，或許受到日人影響，自治區長應當由警察局長兼任。不論如何，不失為完整詳盡之架構。

然而，這份函卻遭到警備總部所截獲，並以此指高一生密謀叛亂，終而無法召開此原本極富開創性的會議。在原始邀請函中我們完全嗅不到的密謀叛亂，在警總與軍方的解讀完全變成陰謀造反，並擬從速辦理宣撫工作以及調遣21師到霧社進行封鎖的大動作，雖然如此，如前述在調查後顯示政府係暫時按兵不動，等待更充分的理由辦人。

 

另一方面，以湯守仁為首的鄒族青年在樂野實施基地訓練之時，其實已張志忠、蔡孝乾、洪幼樵等，以及竹崎行醫之林立（道生）等共黨分子開始多次造訪湯守仁以計畫收編高山族青年^（註3），甚至這些相關人等進駐樂野村為裝成醬油工廠作業員工，以利其目的之遂行。因為這層關係，即使高一生的自治概念雖是自發性的與原創性的，也難撇清其與共黨組織之關聯而被視為叛亂。

 

（三）戰後鄒漢土地衝突與新美集體農場

 

鄒土地方面，保留原蕃地範圍，但由於省府對各民族尚未予以明確分類識別，僅通稱山地同胞。所謂之山地保留地，還有許多土地未予以劃定鑑界，民族與土地之界線，可說處於模糊狀態，漢人往往乘此法令空窗期間，或者假借官府放話威迫鄒族人放棄日治時期位在國有林地既已開墾使用之土地，或者乘機越入山地鄉內林班地或保留地（皆屬原住民傳統領域）進行侵墾或盜墾，造成占有、使用土地之事實（如日治初期之緣故地），藉以尋求國家之承認。鄒族土地鄰近漢人處，如樂野、山美（cacaya）之蕃界附近多所發生，如日治時期在樂野測定蕃界，許多漢人在預定界線經過之處故意越界種植麻竹，隨即遭日人及鄒族人拔除，從此該獵場所有的武氏、安氏皆背刀陪同測量以防止漢人再度偷墾。戰後，侵墾之同批漢人又返回該地，更搭建工寮，放牛群數十餘頭，武氏與湯氏便將工寮搗毀，把牛群牽到樂野村，再與已先居住於「湖底」的漢人談判。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奮起湖設治安指揮所負責約談、調查、監控與所謂清鄉，政府不僅不管漢人之侵占事實，指揮所成為這批侵占者之依靠。原來附近造林局種有麻竹、孟宗竹、桂竹等，為村之共同財產，後來杜氏、武氏、梁氏及安氏拔除漢人種植之麻竹後，改種棕梠，意圖宣示期獵場所有權，引起該村鄒族與石棹（竹崎鄉中興村）漢人之土地糾紛及長期嫌隙。

 

除此地外，樂野村福山國有林班地曾文溪支流va’hu meoisi左岸林地，早於日治時期已經開墾種植經濟作物，卻因為附近漢人威脅，訛稱政府將該地劃歸林班地，山胞已有保留地，不得再使用，使鄒族人放棄該地之經濟作物之經營^（註4），也因此被劃為林班地，但後來向政府申請租用該地造林的不是別人，正是當時威脅他們的漢人，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原屬新美村之茶山村ceayamavana今第一鄰隔曾文溪對岸大片林班地。

 

當時任樂野村長的武義德便時常與湯守仁帶領青年與附近侵墾的漢人發生衝突，甚至武義德還被提報為流氓，關於此，高一生希望他們不要起衝突，善待漢人，因此而常與武義德、湯守仁爭執，因為漢人所侵占土地原是武、湯氏族傳統領域。或一部分是為這個原因，使得高一生積極向原國欽爭取日據時代新美牧牛場作為邊為吳鳳鄉新美農場，以增加鄒族土地，或許袁國欽曾受高一生所保護，最後應允此地區劃歸吳鳳鄉。為了進一步開發此地，向銀行貸款，據說並獲農復會高額五十萬美元之補助款項，然而這個經費最後卻變引發貪污弊端，自然也牽連高一生鄉長。十餘年前，筆者曾到臺東請教當時還在世也受此案牽連的高一生胞弟杜孝生，他指出其實貪污是鄉公所內的漢人課長所為，惟此有待以後再論。

 

五、全球化下地方政治與鄒族文化觀光產業的前台──結語

 

眾所週知，最後的結果，是將所有鄒族當時第一代政治領袖分別以開會名義誘騙下山然後加以逮捕，逕送臺北監獄，經歷兩年多之後以「高山族匪諜湯守仁等叛亂案」總結。鄒族一代領袖在此案裡全被打成匪諜，鄒族鄉長高一生、少尉湯守仁、分駐所警察汪清山、達邦村長方義仲被判死刑，而武義德村長判無期徒刑，杜孝生醫生判十五年。同案上有泰雅族省議員林瑞昌及高澤照同判死刑。武義德做了二十五年的牢，於1975年蔣介石過世時獲得特赦，終於返回樂野。

 

此後三十年，樂野經歷阿里山公路開通，沿線土地原始林與可耕地轉變成茶園。為了更接近主流社會，鄉公所等鄉政機構也遷到樂野，甚至設置阿里山國中小。而21世紀，開放中國觀光入台，著名的阿里山成為首選，於是樂野又成為鄒族發展文化觀光產業的展示前台，隨時暸望並因應到來的爆增之觀光客及其背後的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