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玉里「表忠碑」遺跡對話「喀西帕南事件」與「大分事件」歷史^（註1）

潘繼道

 

日治時期，日本當局視東部臺灣為「第二臺灣」，甚至希望將東部閉鎖、保留給日本企業家與移民，因而在「殖產興業」、建設健全純粹的日本農村、扶植發展日本民族的純粹國民性、增進民族的實力以備臺灣島民的民族自覺、統治臺灣島的必要、調節日本過剩的人口以救濟國內農地過小的弊病、日本民族將來在熱帶地區發展的需求、國防與同化上的需要、解決過剩人口……等理由下，進行企業家的私營移民、自由移民與總督府主導的官營移民^（註2），因此，在東部有不少私營、自由與官營移民村。為了使東部臺灣能真正成為日本移民者的家園，「理蕃」戰役（討蕃）或「理蕃」政策的執行，就變得極為重要。

 

今花蓮縣（1909至1945年為「花蓮港廳」；1896至1909年，則隸屬於「臺東支廳」、「臺東廳」……等）北部的山地，是日治初期「理蕃」的重要對象──太魯閣蕃（Taroko或Truku）分布的區域，為了確立統治威信，達成中央山地森林、礦業……等的開發，日本當局藉由警察與軍人的優勢武力，並動員平地阿美族（Ami）等原住民，利用「以蕃制蕃」的策略，多次征伐山地的太魯閣族人，逐步壓縮太魯閣族人的生活空間，在大正3年（1914）8月完成征服太魯閣族人。其後，因沒收銃器，於大正4年（1915）之後引爆花蓮港廳南部布農族人（Bunun）反抗日人的「喀西帕南事件」、「大分事件」等衝突。

 

為了達成對山地部落底層的控制，及瓦解原住民族群的社會連結，日本當局藉由「理蕃道路」的開鑿，將警察官吏駐在所推進到部落裡，使山地成為真正的「警察王國」。一連串在花蓮地區（花蓮港廳）所進行的土地開拓、征伐行動與道路開鑿，造成不少日人傷亡或病死。為了安慰、追念這些為日本帝國在殖民地統治、開拓犧牲奉獻的日本人，日本當局或企業家設立了慰靈碑，以撫慰這些殉難者的靈魂。當時的花蓮港廳並沒有像「靖國神社」或「護國神社」這類大型的慰靈設施，只設立一些小的慰靈碑。本文即藉由相關文獻、田野踏查等，探究花蓮縣南區重要的日治時期慰靈碑──玉里「表忠碑」。

 

文中對於原住民的稱呼，仍依過去日治時期官方及文獻的稱呼用「蕃」字（晚清用「番」字），非有不敬之意，特此聲明。

 

一、玉里「表忠碑」

 

在面對「玉里社」（當地人稱為「玉里神社」）入口的右前方，還保留一座以鋼筋水泥建造的「表忠碑」，其建立目的乃為了紀念、表彰因壓制強悍的布農族人、遭瘴癘之氣感染，及為開拓「八通關越」（「八通關越嶺道路」）而殉職的日本警察。「表忠碑」連底座，原本超過一層樓高，乃慰靈與感謝的象徵物，據說在當時看到它的人，會自然而然地向其低頭致敬^（註3）。

 

日治初期，平地漢人的抗日在臺灣西部各地展開，由於兵馬倥傯的緣故，使得日人無法專注於蕃地原住民的征伐與治理，乃採取「懷柔政策」，除了對反抗的部落施予數回試探性的威壓討伐之外，尚未有積極的理蕃政策。

 

而在兒玉源太郎總督時期，於明治36年（1903）6月後，對原住民採取不同的應變政策，即對北蕃採取威壓，南蕃採取撫育；理蕃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在位時期，主要征討的對象還是以北蕃為主。隨著明治42年（1909）初「七腳川事件」大致落幕後，日本當局除了對反抗者採取沒收土地、遷社等處分外，也開始沒收平地原住民的槍械彈藥；大正3年（1914）「太魯閣之役」後，更對南蕃的布農族等展開槍械彈藥的沒收^（註4），希望藉由這一連串的措施，使蕃地臣服於日本帝國，並為治理蕃地及開發資源開啟大門。

 

在璞石閣支廳（大正6年，1917改稱「玉里支廳」）西側蕃地，為了撫育、操縱布農族人，從明治40年（1907）之後漸次設置了11個駐在所，並配置警部1名、巡查32名、巡查補7名^（註5）。

 

為了解決南蕃的槍械問題，大正3年（1914）的7月1日，利用討伐太魯閣族的機會，日本當局將各社頭目召集到璞石閣支廳，訓告其要社眾交出所有槍械等，結果沒收980餘挺，有不錯的效果。但因臺東廳於同年11月至12月顯現出不穩的狀況，波及到鄰接的璞石閣支廳西側蕃地，而出現一連串布農族人反抗、殺害日警的事件。大正3年（1914）12月19日，清水駐在所遭襲擊，巡查及其家屬被殺害，槍械彈藥更遭到掠奪。

 

大正4年（1915）5月2日開始，喀西帕南（????）駐在所對轄內的布農族人進行槍械押收，獲得15挺，乃接著向鄰近各社進行槍械彈藥押收。正當押收行動展開時，喀西帕南社等布農族人尋求拉古拉古社（????）及臺東廳下布農族人的援助；5月12日，襲擊喀西帕南駐在所，殺害所員並奪取槍械彈藥，將駐在所燒毀，日本巡查及警手共計10名陣亡（即「????事件」、「喀西帕南事件」）。接著在16日，前往馬西桑（????）駐在所赴任的巡查小川傳之助，於巴嘎茲社（????，馬戛次）附近被布農族人以蕃刀殺害；17日，大分（????）駐在所遭遇轄內布農族人襲擊，駐在所警部、巡查11名全員戰死（「大分事件」的起點）；19日，清水方面製腦地又遭布農族人襲擊，4名腦丁被馘首。

 

遭到一連串攻擊，為了收拾喀西帕南駐在所日警的屍體及做好警備，5月13日，璞石閣支廳長松尾溫爾帶數名警察火速往中社駐在所前進；14日，派遣巡查、警手150名至璞石閣，編成搜索隊，接著配置於鄰近重要的駐在所，以嚴加警備，一方面也操縱與日人親近的良蕃；約一個月後搜索隊解散。

 

8月6日，日警召喚喀西帕南方面的布農族人94名，到中社駐在所，由松尾溫爾支廳長訓斥其不可攻擊駐在所及殺害警察等。訓示中，松尾覺得這群布農族人言行舉止出現不遜的態度，乃決定「臨機處分」，造成前來的布農族人11名死亡，並押收蕃刀9挺，其餘者乃在慌亂中逃跑；日人也有警部補1人、巡查5人、警手2人輕傷。

之後，蕃地情況不穩，布農族人經常到平地出草，危害往來的行人，又襲擊腦寮，因此，於9月17日將深山的警戒所撤離。10月4日，開始著手準備鐵條網（鐵絲網）的架設；15日，以警部1、警部補3、巡查42、巡查補2、隘勇30名編成搜索隊，開始行動，一天平均使役人夫600名以擔任工事的進行。

 

日人從舞鶴社（瑞穗鄉舞鶴村馬立文社）西方、姑藥溪（紅葉溪）上游右岸作為起點，由三笠（玉里鎮三民里）西方高地出來，順塔比拉溪（太平溪）而下，從塔比拉溪再往針塱山（玉里鎮大禹里）西方鞍部的舊道，越過卓溪山、紅葉山山腳，到達臺東廳界，連結該廳的警備線，設置長約12里餘的隘勇線，及架設鐵條網。11月28日，日本當局解散搜索隊，同時於沿線設置監督所3、分遣所45，並配置警部1、警部補2、巡查102、巡查補8、警手43、隘勇51名^（註6）。

 

大正8年（1919）6月10日之後，即展開「八通關越」道路的開鑿。第一期、第二期工程完成後，沿線設置駐在所22個^（註7）。其後，隨著控制的需要，日人增減駐在所的配置。

 

 

這段艱辛的理蕃過程，犧牲不少日警，因而有「表忠碑」的設置。從毛利之俊於昭和8年（1933）所拍攝的照片，可以見到「表忠碑」正面朝東，碑體底下至少有五層鋼筋水泥所堆疊的石階座（平臺），最下面兩層還混合了石頭。另外，從最底層走上第一層石階座，有四階的石階梯；第一層石階座有圓柱及砲彈型的石柱，並由鐵鍊串起來圍成一圈。

 

 

昭和8年（1933）的玉里「表忠碑」。（圖片來源：毛利之俊，《東臺灣展望》，未編頁次）

 

玉里「表忠碑」正面，筆者攝於民國2004年。（攝影／潘繼道）

 

 

雖然毛利之俊書上並未提及其完成的年代，但從石碑所要表彰的對象推斷，應該是追念大正4年（1915）因沒收「南蕃」布農族的槍械彈藥，所引爆的「喀西帕南（????）事件」、「大分事件」等，及大正8年（1919）「八通關越」開鑿後所出現的殉難日警；而根據《臺灣日日新報》記載，其完成於昭和7（1932）年1月5日^（註8）。

 

 

三、花蓮地區慰靈碑的類型與省思

 

以花蓮地區現有的遺跡來看，大體上我們可以將慰靈碑歸類為「理蕃戰役戰歿或病歿者慰靈碑」、「殖產或土地開拓殉難者慰靈碑」、「鐵道或道路開鑿殉職者慰靈碑」三種，玉里「表忠碑」則可歸類為「理蕃戰役戰歿或病歿者慰靈碑」、「鐵道或道路開鑿殉職者慰靈碑」。

 

戰後，國民政府來臺接收，當時部分的日治時期建築物或紀念碑遭到官方或民間拆毀；民國61年（1972），與日本斷交之後，又出現另一波日治時期遺跡的破壞潮；另外，內政部發佈的文件，也是日治時期文物被拆除的重要因素。

 

民國63年（1974）2月25日，內政部發布的「清除臺灣日據時代表現日本帝國主義優越感之殖民統治紀念遺跡要點」（臺內民字第五七三九○一號函）即提到：

 

一、日本神社遺跡，應即澈（徹）底清除。二、日據時代遺留具有表示日本帝國主義優越感之紀念碑、石等構造物應予澈底清除……四、民間寺廟或其他公共建築物內，日據時代遺留之日式裝飾構造物，如日式石燈等應勸導予以拆除或改裝……^（註9）。

 

 

就在這一波波清除日本文化「遺毒」的過程中，很多原本可以穿越時空，作為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歷史教育或鄉土教育的對話材料，從此消失或改變樣貌：有些毀壞，變成難以辨識的樣子；有些則成為新的「古蹟」，銜接另一段不同的歷史發展。

 

這些自然石頭、石碑原本並不會說話，而當它們被挑選出來，或以鋼筋水泥建造、堆砌，並刻寫上文字後的那一刻起，即開始呈現出不同的歷史意義、具有歷史生命，同時開始述說一段殖民的歷史。包含日本的理蕃史、交通建設史，或見證日人在遙遠南方殖民地建立新家園的重要拓殖歷程與夢想，這些日本官員、軍人、警察、公務員、鐵道部職員、賀田組員、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員工……，用他們的青春書寫歷史，最後甚至犧牲性命，而成為慰靈碑追憶、悼念的主角，他們的軀體雖然已經消逝了，但精神應該是存留在日本海外的殖民開拓史中。如果我們拋開民族、族群糾葛的恩怨，這些日人為了國家、為了理想所堅持、打拼的精神，應該是值得欽佩的。

 

當然，被殖民的過程，絕對不是一件愉快的經驗，但作為現代的世界公民，我們何不敞開心胸來欣賞、認識這段歷史，並試著去同情的理解與包容它呢？再說，這些過去的歷史曾是我們父祖生活、生命史的一部分，並不會因為我們漠視、刪除、摧毀它們，就使得這段過去不復存在，而所顯現的，可能只是我們狹窄的心胸、仇恨的感情，以及使臺灣昔日的歷史一直呈現在「斷裂」的狀態，而無法連續而已。

 

目前花蓮地區仍存留下來的慰靈碑，是靠著當地神父、原住民、村民，以他們對史蹟的認知與努力所保存下來的，使我們得以藉由這些遺跡，繼續與過去的歷史展開對話，而我們的孩子還可以藉由這些鮮活的教材，了解祖先曾經歷過的異族統治。有了這些日治時期的遺跡，當我們在介紹日人曾經踏上我們的土地，甚至影響我們過去歷史的發展時，才不會讓學習者憑空想像，或因欠缺證據而少了說服力。對這些努力保存日治時期遺跡的單位或個人，筆者打從心裡向他們致敬，少了他們的努力，歷史教育或是鄉土教育將會進行得更加困難。

 

讓我們的孩子藉由它們而更加認識、了解自己的鄉土歷史，進而更加珍惜自己所在的土地；而已經被另外「賦予生命」、「廢物利用」的遺跡，也許可以在旁邊設立一個解說牌，說明其原來的樣貌是什麼，有什麼意義，如此，可以在它銜接新的歷史時，讓舊的歷史痕跡也能被喚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