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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太魯閣族對日戰役看傳統價值面對殖民統治 本期專題 21 2015/06

文/帖喇‧尤道

帖喇尤道

 

太魯閣族對日戰役是一場族人為實踐「生命價值」與日本為確立「統治權」之爭,太魯閣族的傳統生命價值,人與大自然之間是建立在「互為主體」的基礎上,深信男子勇敢用生命守護土地,女子善於織布者,死後將來才能跟祖先相遇;日本只想透過政治與經濟來確立「統治權」,而不能理解太魯閣族的傳統信仰,因此不能有效治理原住民族,而釀成太魯閣族對日戰役。

日本以「討伐」之名,對太魯閣族採取有計畫的軍事行動,這是日本當代對臺灣原住民族所建構「遠東的東方主義」的論述做為憑藉,視臺灣原住民族是野蠻、落伍、未開化者,無視族人的生活與文化價值。對太魯閣族而言,太魯閣族的抗日,非僅是武力對抗,而是為實踐生命價值,因此日本光靠「統治權」是不能深入而有效治理原住民族的,還應要搭配理性的「價值判斷」(註1)

 

一、遠東的東方主義

 

日本19世紀末至20中期統治臺灣期間,當代日本政府以知識與權力的核心創造出「遠東的東方主義」,是由種族主義、文化刻板印象、政治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所交織而成的網(註2),很強勁地覆蓋在臺灣原住民族身上,此與國民政府的「山地平地化政策」的意識形態,有異曲同工之處。日本當代對臺灣原住民族所建構「遠東的東方主義」的論述,此觀點生產於下列諸權力的交換過程中:政治性權力、知識性權力、文化性權力及道德性權力。然而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日本權力集團可以利用「日本特性」這樣的遠東的東方主義論述,作為動員群眾的重要手段,將國家利益極大化,並限制個人意志,個體在一個「想像的共同體」認同中盡忠盡孝的人格教育,以此對臺灣原住民族的殖民統治。

 

二、太魯閣族對日戰役的緣起與經過

 

(一)日治時期原住民政策的改變

 

日本統治臺灣時,第一任總督是樺山資紀(1895518966月),他於1895825日,訓示部屬對臺灣原住民「以綏撫為主,以期收效於他日,因此,這時期的指導原則是:「欲開發臺灣島,必須先令原住民馴服」

 

第二任總督桂太郎(1896610月)及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18961018982月),均沿襲此原則。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1898219064月),則採用當時總督府參事官,也是山地行政顧問的持地六三郎的建議,他於1902年提出的從「經濟主義」的觀點,採取「討撫並用」的政策,然而此政策並未收到預期的效果,尤其在太魯閣族群方面,更是徹底失敗。

第五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1906419155月),鑑於討撫並用的山地政策失敗的原因,在於原住民一直擁有武力,改為先「討伐」、後「撫育」的政策,因此,19101914年的「五年計畫」主要工作目標,就在於徹底使原住民繳械,完全解除其武裝。

 

(二)戰役經過情形

 

太魯閣抗日戰役發生於191461日至813日,前後歷時74天,191461日,太魯閣族開始進入了臺灣史上一段最陰暗、最悲情的歷史隧道中,由總督佐久間左馬太自任司令官,由當時民政長官內田嘉吉擔任總指揮官,警視總長龜山里平太擔任副指揮官,兵分東西兩路攻打太魯閣族人。所謂「東路討伐軍」分為兩隊,一支為「巴托蘭討伐隊」;另一支為「得其黎討伐隊」,動用兵員加上壯丁、軍伕合計10,841人,由東向西攻打太魯閣族部落。所謂「西路討伐軍」,也分兩隊,一隊由西向東越過能高山,進入木瓜溪,攻向太魯閣大山一帶;另一隊越過合歡山,進入立霧溪流域,動用兵員,加上壯丁、軍伕,合計9,908人。

 

以上所謂東西兩路「太魯閣討伐軍」,兵員、軍伕總計20,749人,武器方面,配屬野戰砲48門,機關槍24挺,此外,又配合軍艦、飛機,進行炮擊、轟炸,東西夾擊的方式。當時太魯閣人戰士約3,000人,面對日軍優勢的兵力及精良的武器,在烽火中寫下了太魯閣族人的悲情與血淚。根據日人文獻一段記載:「……在攻打到西荖卡候尼時,戰役最為慘烈,太魯閣人毫不畏懼,面對日軍壓境,彈盡糧絕之下,不再逃走,轉而持槍肉搏迎戰…… 」。最後為求族人命脈的延續,只有被迫投降,這場懷璧有罪的無妄之災,差點為太魯閣族人帶來滅族的禍害(註3)

 

霧社事件、太魯閣族抗日戰役比較表

 

時間

範圍

動用兵員、軍伕、壯丁

死傷

配備

太魯閣族對日戰爭

191461日至813日,合計74

太魯閣山區

(太魯閣族與日本人的戰爭)

武裝警察3,127人、兵員3,108人、壯丁、軍伕14,514人,合計20,749

 

死亡127人,

傷、病428

野炮48門、機關槍24挺、配合軍艦、飛機,進行炮擊、轟炸

霧社事件

19301027日至128日,合計43

霧社山區

(太魯閣族德克達雅群的抗暴行動)

武裝警察1,163人、陸軍800人、軍伕1,381人,合計3,344

日本軍隊22人、警察隊6人陣亡,運動會場遭襲擊而死日本134人、漢人2

山砲、機槍、兩架飛機

 

回顧歷史,1895529日至1021日,日本根據馬關條約對臺進行接收時,動員了兵力、加上軍伕76,000人,大約動用了當時日本陸軍7個師團中的兩個半師團的兵力;海軍方面,則投入了聯合艦隊的一半戰力,包括旗艦、戰艦、補給艦等50餘艘。

 

而霧社事件發生的原因,是因為日本入主臺灣之後三十年,霧社分社的日警自行負責學校建築工程,興建小學校、公學校、小學生宿舍,以警察之力「役使原住民」,引發的反殖民主義抗暴行動。

 

1914年「太魯閣族對日戰爭」與日軍接收臺灣時的軍事規模比較起來大約小四倍,但比起「霧社事件」還要大六倍。「太魯閣族對日戰爭」與「霧社事件」都發生在20世紀。因此,臺灣20世紀初以來,太魯閣族人與日軍在太魯閣山區之戰爭,堪稱20世紀臺灣島上原住民最大規模的戰爭。

 

三、太魯閣族對日戰役的歷史意義與啟示

 

(一)「太魯閣族對日戰爭」,太魯閣族人祖先為了生存、生活空間、保護家園及妻兒,奮不顧身凜然正氣的「義行」,是遺留給後代子孫的行誼,對太魯閣族人而言,是永遠的尊榮和驕傲,也是一部淒美教誨的詩篇。太魯閣族對日戰役是為捍衛民族尊嚴、守護土地,生命價值的最高實踐,此一壯志凌雲的「義行」對於後代子孫的啟示是,族人傳統的生活領域及自然主權,應該要以「名正言順」的態度,坦然向政府要求還我土地,讓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來「當家作主」。

 

(二)就歷史經驗來說,太魯閣族人與其他原住民不同的是,日本人聯合臺灣其他族群,是「外來主權與本地受殖族群」的聯合攻打為實踐生活價值的太魯閣族人,戰況慘烈幾至滅族的境地,太魯閣族人所承受的痛苦經驗,超越其他族群。

 

「太魯閣族對日戰役」的結束,正是日本據臺走向民政之時,此戰役對花蓮的發展及日本對臺統治政策的改變息息相關,因此臺灣歷史應從原住民族為起點,臺灣各族群的歷史、文化應均衡呈現在臺灣歷史上,並擺放在「互為主體」的平臺上。

 

(三)面對文化與帝國主義,對於原住民族個體的行動與主體的直覺視若無睹者,人文主義是我們唯一的而且是最終極的抵抗憑藉(註4)

 

歷史和民族是不可分的,正如舞者和舞曲不可分一樣(註5),為喚起族人對「太魯閣族對日戰爭」的集體歷史記憶,進而消除對自己歷史茫然不知的失憶症,應重新回到文化脈絡裡,充分自主詮釋屬於族人自己的歷史,跳脫當權者解釋的架框,以取得更全面的視野。

 

俗世是一個歷史的世界,由人類所塑造,人類的行為要接受考察與分析,掌握、批判、影響與評斷都是理解的使命。最重要的是,批判性思考不能屈服於國家權力,屈服於要求我們加入國家意識形態的行列。歷史是前人所創造的事實,我們現在也正在創造族人未來的歷史,族人的歷史解釋權應在我們手中,而不應成為當權者「文獻的存在」而已,任由他人詮釋。

 

 

 


註:

(註1)參照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W. Said)(1999)《東方主義》(郭菀玲、游美惠等翻譯),臺北:立緒,頁80

(註2)同註1,頁36

(註3) 參閱高秀瑩(1993)〈烽火十八年──記太魯閣抗日事件始末〉。

(註4)同註1,頁16

(註5)參照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W. Said)(2000)《文化與帝國主義》(蔡源林譯),台北:立緒,頁439


【作者介紹】

帖喇‧尤道Teyra Yudaw

 

太魯閣族,國立東華大學社會科學碩士,現為太魯閣族自治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專長研究太魯閣族史、原住民權利、族群關係,著有《走過彩虹》、《原住民族教育一條鞭體制之建構──走出一條生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