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喇‧尤道

 

太魯閣族對日戰役是一場族人為實踐「生命價值」與日本為確立「統治權」之爭，太魯閣族的傳統生命價值，人與大自然之間是建立在「互為主體」的基礎上，深信男子勇敢用生命守護土地，女子善於織布者，死後將來才能跟祖先相遇；日本只想透過政治與經濟來確立「統治權」，而不能理解太魯閣族的傳統信仰，因此不能有效治理原住民族，而釀成太魯閣族對日戰役。

日本以「討伐」之名，對太魯閣族採取有計畫的軍事行動，這是日本當代對臺灣原住民族所建構「遠東的東方主義」的論述做為憑藉，視臺灣原住民族是野蠻、落伍、未開化者，無視族人的生活與文化價值。對太魯閣族而言，太魯閣族的抗日，非僅是武力對抗，而是為實踐生命價值，因此日本光靠「統治權」是不能深入而有效治理原住民族的，還應要搭配理性的「價值判斷」^（註1）。

 

一、遠東的東方主義

 

日本19世紀末至20中期統治臺灣期間，當代日本政府以知識與權力的核心創造出「遠東的東方主義」，是由種族主義、文化刻板印象、政治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所交織而成的網^（註2），很強勁地覆蓋在臺灣原住民族身上，此與國民政府的「山地平地化政策」的意識形態，有異曲同工之處。日本當代對臺灣原住民族所建構「遠東的東方主義」的論述，此觀點生產於下列諸權力的交換過程中：政治性權力、知識性權力、文化性權力及道德性權力。然而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日本權力集團可以利用「日本特性」這樣的遠東的東方主義論述，作為動員群眾的重要手段，將國家利益極大化，並限制個人意志，個體在一個「想像的共同體」認同中盡忠盡孝的人格教育，以此對臺灣原住民族的殖民統治。

 

二、太魯閣族對日戰役的緣起與經過

 

（一）日治時期原住民政策的改變

 

日本統治臺灣時，第一任總督是樺山資紀（1895年5月至1896年6月），他於1895年8月25日，訓示部屬對臺灣原住民「以綏撫為主，以期收效於他日」，因此，這時期的指導原則是：「欲開發臺灣島，必須先令原住民馴服」。

 

第二任總督桂太郎（1896年6月至10月）及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1896年10月至1898年2月），均沿襲此原則。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1898年2月至1906年4月），則採用當時總督府參事官，也是山地行政顧問的持地六三郎的建議，他於1902年提出的從「經濟主義」的觀點，採取「討撫並用」的政策，然而此政策並未收到預期的效果，尤其在太魯閣族群方面，更是徹底失敗。

第五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1906年4月～1915年5月），鑑於討撫並用的山地政策失敗的原因，在於原住民一直擁有武力，改為先「討伐」、後「撫育」的政策，因此，1910至1914年的「五年計畫」主要工作目標，就在於徹底使原住民繳械，完全解除其武裝。

 

（二）戰役經過情形

 

太魯閣抗日戰役發生於1914年6月1日至8月13日，前後歷時74天，1914年6月1日，太魯閣族開始進入了臺灣史上一段最陰暗、最悲情的歷史隧道中，由總督佐久間左馬太自任司令官，由當時民政長官內田嘉吉擔任總指揮官，警視總長龜山里平太擔任副指揮官，兵分東西兩路攻打太魯閣族人。所謂「東路討伐軍」分為兩隊，一支為「巴托蘭討伐隊」；另一支為「得其黎討伐隊」，動用兵員加上壯丁、軍伕合計10,841人，由東向西攻打太魯閣族部落。所謂「西路討伐軍」，也分兩隊，一隊由西向東越過能高山，進入木瓜溪，攻向太魯閣大山一帶；另一隊越過合歡山，進入立霧溪流域，動用兵員，加上壯丁、軍伕，合計9,908人。

 

以上所謂東西兩路「太魯閣討伐軍」，兵員、軍伕總計20,749人，武器方面，配屬野戰砲48門，機關槍24挺，此外，又配合軍艦、飛機，進行炮擊、轟炸，東西夾擊的方式。當時太魯閣人戰士約3,000人，面對日軍優勢的兵力及精良的武器，在烽火中寫下了太魯閣族人的悲情與血淚。根據日人文獻一段記載：「……在攻打到西荖卡候尼時，戰役最為慘烈，太魯閣人毫不畏懼，面對日軍壓境，彈盡糧絕之下，不再逃走，轉而持槍肉搏迎戰…… 」。最後為求族人命脈的延續，只有被迫投降，這場懷璧有罪的無妄之災，差點為太魯閣族人帶來滅族的禍害^（註3）。

 

霧社事件、太魯閣族抗日戰役比較表

	時間	範圍	動用兵員、軍伕、壯丁	死傷	配備
太魯閣族對日戰爭	1914年6月1日至8月13日，合計74天	太魯閣山區 （太魯閣族與日本人的戰爭）	武裝警察3,127人、兵員3,108人、壯丁、軍伕14,514人，合計20,749人	死亡127人， 傷、病428人	野炮48門、機關槍24挺、配合軍艦、飛機，進行炮擊、轟炸
霧社事件	1930年10月27日至12月8日，合計43天	霧社山區 （太魯閣族德克達雅群的抗暴行動）	武裝警察1,163人、陸軍800人、軍伕1,381人，合計3,344人	日本軍隊22人、警察隊6人陣亡，運動會場遭襲擊而死日本134人、漢人2人	山砲、機槍、兩架飛機

 

回顧歷史，1895年5月29日至10月21日，日本根據馬關條約對臺進行接收時，動員了兵力、加上軍伕76,000人，大約動用了當時日本陸軍7個師團中的兩個半師團的兵力；海軍方面，則投入了聯合艦隊的一半戰力，包括旗艦、戰艦、補給艦等50餘艘。

 

而霧社事件發生的原因，是因為日本入主臺灣之後三十年，霧社分社的日警自行負責學校建築工程，興建小學校、公學校、小學生宿舍，以警察之力「役使原住民」，引發的反殖民主義抗暴行動。

 

1914年「太魯閣族對日戰爭」與日軍接收臺灣時的軍事規模比較起來大約小四倍，但比起「霧社事件」還要大六倍。「太魯閣族對日戰爭」與「霧社事件」都發生在20世紀。因此，臺灣20世紀初以來，太魯閣族人與日軍在太魯閣山區之戰爭，堪稱20世紀臺灣島上原住民最大規模的戰爭。

 

三、太魯閣族對日戰役的歷史意義與啟示

 

（一）「太魯閣族對日戰爭」，太魯閣族人祖先為了生存、生活空間、保護家園及妻兒，奮不顧身凜然正氣的「義行」，是遺留給後代子孫的行誼，對太魯閣族人而言，是永遠的尊榮和驕傲，也是一部淒美教誨的詩篇。太魯閣族對日戰役是為捍衛民族尊嚴、守護土地，生命價值的最高實踐，此一壯志凌雲的「義行」對於後代子孫的啟示是，族人傳統的生活領域及自然主權，應該要以「名正言順」的態度，坦然向政府要求還我土地，讓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來「當家作主」。

 

（二）就歷史經驗來說，太魯閣族人與其他原住民不同的是，日本人聯合臺灣其他族群，是「外來主權與本地受殖族群」的聯合攻打為實踐生活價值的太魯閣族人，戰況慘烈幾至滅族的境地，太魯閣族人所承受的痛苦經驗，超越其他族群。

 

「太魯閣族對日戰役」的結束，正是日本據臺走向民政之時，此戰役對花蓮的發展及日本對臺統治政策的改變息息相關，因此臺灣歷史應從原住民族為起點，臺灣各族群的歷史、文化應均衡呈現在臺灣歷史上，並擺放在「互為主體」的平臺上。

 

（三）面對文化與帝國主義，對於原住民族個體的行動與主體的直覺視若無睹者，人文主義是我們唯一的而且是最終極的抵抗憑藉^（註4）。

 

歷史和民族是不可分的，正如舞者和舞曲不可分一樣^（註5），為喚起族人對「太魯閣族對日戰爭」的集體歷史記憶，進而消除對自己歷史茫然不知的失憶症，應重新回到文化脈絡裡，充分自主詮釋屬於族人自己的歷史，跳脫當權者解釋的架框，以取得更全面的視野。

 

俗世是一個歷史的世界，由人類所塑造，人類的行為要接受考察與分析，掌握、批判、影響與評斷都是理解的使命。最重要的是，批判性思考不能屈服於國家權力，屈服於要求我們加入國家意識形態的行列。歷史是前人所創造的事實，我們現在也正在創造族人未來的歷史，族人的歷史解釋權應在我們手中，而不應成為當權者「文獻的存在」而已，任由他人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