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棟山事件的火藥庫──日治時期，國家與泰雅族馬武督部落的土地流動^（註1）

徐榮春

一、日治初期，舊馬武督番界

 

馬武督社群Buay Lba’等人^（註2），大約在七代之前（距今約200年），從大漢溪的上游（即今之尖石鄉玉峰村）翻過馬武督山，經過Btuan（樹完窩），有的落腳至Qyulang（六畜窩），有的再往北邊的Ngahoq（馬武督）部落，還有一部份的族人直接從馬武督山的稜線、取道東北的方向到Ngahut（當代的錦仙樂園）、Tlahi’（金鳥樂園的上方）一帶開墾。

 

根據馬武督部落耆老們的記憶，昔日馬武督社的泰雅人數很多，光是年輕力壯的勇士就有五、六百人；其活動範圍也十分寬廣，除了我們比較熟悉的錦山里、金山里之外，甚至亦包含暗潭（湳湖與十六張庄交界處）以外的地方、還有更北邊的東山里大竹坑一帶，也就是涵蓋彩和山以北偌大的山林。

 

不過，大約在清末時期，一方面因為類似瘧疾的傳染病在部落廣為流行，馬武督部落青年勇士在短短數年間死亡的人數非常多；另一方面，也因為面臨Qoyau部落（今桃園復興鄉高義村）泰雅人的強勢崛起，導致馬武督部落的生活空間受到諸多的侷限。

 

清軍於光緒13至15年相繼於枕頭山、六畜崗、以及水田的鳥嘴山稜線建設砲台，並與泰雅人發生多起嚴重的衝突（如光緒12年到光緒19年間的「大嵙崁之役」）。除此，光緒13年張秀欽等人合股的金廣成墾戶，藉由劉銘傳的武力保護向清廷申請進入彩田山以北、大竹坑一帶的山林開墾，馬武督社群部落族人勢力遂被迫侷限在彩田山以南的地區。

 

不過，當甲午戰爭清廷失敗後，原本馬武督官田一帶的隘勇、墾民，紛紛離去。日治初期泰雅人的勢力範圍，仍保有當代關西鎮金山里與錦山里偌大的山林，非僅限於當代族人居住在Ngahoq與Q’yulang二個聚落，而是東、北各以牛鬥口、彩和山與漢人隘寮為界，西、南則與Qoyaw、Mksuzing、以及Slaq（水田）部落的泰雅人為鄰。

 

二、隘勇線前進李棟山火藥庫──馬武督

 

為有效控制大漢溪上游偌大的蕃地山林，必需先攻下標高1,900公尺李棟山、使其成為掌控泰雅人部落的制高點，日方將隘勇線從大溪與內灣一帶的淺山地帶向後方推進；因此，位於桃竹山區樞紐的馬武督社群，終究成為日方武裝路線的要衝；換言之，馬武督部落是「李棟山事件」的火藥庫，乃「兵家必爭之地」。

 

明治37年（1904）7月起，日方傾全力將隘勇線開始往山區推進，同時新竹廳著手擴張Mksuzing（馬福社）的隘勇線，此舉引發了尖石、大嵙崁地區各社群的反擊。同年，日軍部隊往鐺把山前進，39年前進彩和山及三十八份山方面，而與馬武督社起衝突。明治40年（1907）五月，日方派出1,900人的部隊在枕頭山與泰雅人激戰，日軍警從早川警部以下有170名戰死；同年，日方隘勇線向新竹廳馬武督社前進，與馬武督社激戰，日方損失慘重。

 

明治42年（1909）7月，新竹廳前進內灣及上坪兩隘勇線，頻遭Klapay與Mrquang泰雅人之抵抗，大小戰鬥幾乎不絕，遂要求苗栗廳支援，並令桃園廳興建自馬武督溪，經六畜山、帽盒山而連接新竹廳方面的隘勇線，以壓制馬武督蕃、上坪前山蕃。

 

1910年5月起，日本軍警分別從宜蘭、桃園、新竹三面進攻；由於宜蘭方面之前進行動戰況不利。新竹廳樹杞林之隘勇線自6月15日起從內灣溪及六畜山（馬武督）二方面，向鳥嘴山（新樂村）南方即李棟山前進，前進隊沿途屢受Mrqaung前山部落攻擊，死傷無數。

 

自1897年起，馬武督與其他部落族人在新竹一帶的山林裡與日方優勢的槍砲纏鬥，但到了1910年以後，已為日警所建立的隘勇線所包圍；馬武督社的頭目Yukan Temu繳出了4支槍與93發子彈，不再向日警發動武裝攻擊。1911年8月，新竹廳前進隊長家永率領警察隘勇等2,282名，開始向李棟山方面進軍，其間雙方激戰無數次，那羅、太田山、八五山一帶槍聲齊起，雙方的人馬死傷十分慘重；1913年，日本動員了3,385人，終於占領了李棟山，在馬美山及太田山等地設置砲台壓迫泰雅人。

 

三、政商協力，瓜分馬武督蕃地

 

綜觀諸多泰雅部落因為遭到現代化軍警武力的侵襲，相繼受到日本天皇的殖民是一個不爭的歷史事實；但是，要像馬武督社群一樣，在日治初期漢人即能夠大舉遷入，其人數甚至比部落原來的泰雅人還要多的情形，在整體泰雅族群的部落中並不多見。為什麼只有馬武督部落在日治初期，就被許多的客家人進駐，這種情景在尖石、五峰等泰雅族部落，在當時是幾乎不曾發生的。

 

2009年4月，當筆者走訪馬武督部落時，無意間在竹縣59號道路、通往Qyulang部落的一棟民宅前的百碎磚牆上，瞥見一幅「財團法人林公熊徵學田」提醒馬武督地區承租土地的客家人（或漢人）要記得繳交每年的租金的泛黃公告讓筆者心中的疑惑，有了一個新的途徑尋求解答。

 

明治36年持地六三郎提出的蕃地製腦事業整合的拓殖方針，使得台灣蕃地山林政策開始有了明顯的轉變。同年，警察本署長大島久滿次在警務會議上揭示「總督府對蕃之方針」即蕃地殖產事業之特許權應盡可能避免給予小事業家，而選擇資產豐富的大事業家較為有利；森林原野之經營，也是如此。

 

馬武督一帶的山林，即在日本政府的授意下，優先讓日本內地的資本家永井儀三郎等人，於明治44年（1911）6月向台灣總督府在赤柯山申請無償貸付造林六百甲，招募客家佃農開山造林；後來，赤柯山因為玉山石礦、亞洲水泥、台灣水泥競相開採石灰岩礦，竟形成一處80餘戶的獨立客家村落迄今。

 

因為日本總督府對於蕃地林野政策的改變，漢人製腦的勢力得以在馬武督一帶的山林再度恢復生機、蓬勃發展。自1900年代起，咸菜硼地區羅碧玉、謝金蘭、林清文、陳興源、周源寶等漢人社會的地方菁英，莫不積極向日本政府爭取申請馬武督的拓墾或開採權。雖然1900年以後，日益增多的漢人庶民爭相前進馬武督；但是，日本官方仍是優先將馬武督蕃地山林，貸（賣）渡予日本資產家永井儀三郎、「協力者」林徵熊以及由客家商賈為主合股的關西興業株式會社等資產家瓜分開墾。

 

以咸菜硼地區的客家人合資共同成立的興業合股公司來說，於明治年間即已向日本台灣總督府提出申請「無償貸付」，亟盼能夠在馬武督社泰雅人的蕃地──赤柯山、竹頭、大竹坑等地區進行樟樹造林；該公司申請的土地面積竟多達數百甲、甚至千甲以上。後來，日本政府藉由一系列的土地調查與林野調查，針對馬武督山林地區的所有權進行釐清；經過清查後，日本當局便將馬武督一帶交由「咸菜硼興業公司」進行樟樹造林與土地開墾。

 

日本總督府於大正12年咸菜硼興業合股公司之御請書，記載日本官方逕行予以分期批准228甲土地的事實，亦可以一窺當時客家仕紳們前撲後繼、希望能夠在蕃界裡拓展事業。表面上透過蕃地林野調查與開發的名目進行蕃地造林，但是卻掩飾不了其暗地裡循私謀利予少數的財團的意圖。

 

綜觀1910至1920年之間，日本總督府鑒於資本家可促進蕃地開發，對臺灣資本家即採取包容攏絡的政策，以隨意契約之法將大面積官有土地交付予特定申請人的行政制度，積極納入其邊區統治的一環；日本官方更設立造林低利貸款、補貼與獎勵金等制度，補助各州廳於其轄內各郡庄、大字成立造林或森林組合。當時，咸菜硼在政商和諧的氛圍下，讓內地與為數眾多的在地資本家投注大量的資本與人力進入馬武督蕃界邊緣地區，諸如赤柯山、大竹坑等屬當代金山里一帶山林田野，在短短的十餘年間、即被數千名為資本家拓殖產業賣命的客家農工湧入，壓縮了舊馬武督族人原有的生活空間。

 

四、《土地所有臺帳》──部落土地流失、雪上加霜

 

馬武督泰雅人的土地流失情形，到了1924年、馬武督被劃入關西庄大字第25區之後的土地登記制度，對部落族人更像是雪上加霜。透過日本總督府警務部理蕃課製作之《高砂族所有土地臺帳》資料統計得知，日本政府自昭和4年（1929）起，即率先將新竹廳馬武督蕃地合計262.4325甲的土地，放領給馬武督與六畜窩二個部落的泰雅人，表面上、是讓馬武督部落的族人在所有的泰雅族群中，最先「享有」屬於個人土地「權利」的社群；但是，筆者認為其背後有著更多的邊區統治與資本利益的考量。

 

當時，日本官方至部落逕自測量，並未清楚地告知族人測量的目的與測量的範圍，僅讓族人告知其居住的房舍週圍、以及平日經常耕作土地範圍進行施測、並逐一造冊登記；該次測量登記的結果，根本就把部落族人的q’yunam摒除在外，幾乎每位族人登記之土地面積，僅依據其當時正在耕作的qmayeh、或是新耕地atu’大小測量，所以大部份的族人登記的土地面積僅僅2、3分而已，有的甚至更少、或是根本沒有登記。

 

日本官方這次的測量登記，相較於隘勇線推進的武裝暴力，無異是為了日本政府宣告蕃地國有化的政策，作一項「合法性」的舖陳──泰雅人的土地僅限於居住的房舍與平常耕作的土地qmayeh，其他偌大屬於部落家族傳統獵場、與採集林木的空間領域qyunam，自此歸於日本國臺灣總督府所有。

 

十分吊詭的是，日本官方不知是有意或是無心，針對施測的範圍，除了每個族人的qmayeh、或是atu’之外，其他不論是誰，只要是其他具私有性質意涵的q’yunam山林，都一律將其登記在當時的頭目Wantan Maray與他的兒子Batu Watan名下。馬武督社測量登記總計239筆、共262餘甲的土地山林，日本官方竟然將其中的91.33%土地，逕行轉移登記給Watan Maray等人。大部份的族人是到了民國70年代，當別的部落開始進行放領登記時，才發現自己多年來居住的房子、耕作的土地是登記在他人名下，而引發了馬武督社內部的諸多矛盾。

 

日治時代的「高砂族所有土地臺帳」的制度，挑戰了馬武督部落族人傳統上對於土地的關係與認知，迄今仍不時地在部落族人社會內部區劃出新的界線，仍有多數的馬武督泰雅人對於祖先的qyunam消失，感到耿耿於懷、不能自已。

 

五、結論──誠實面對國家、資產家、與馬武督泰雅人的土地歷史爭議

 

本文主要探討李棟山事件的一個面向，日本明治、大正年間，泰雅族馬武督社族人的傳統領域q’yunam，受到軍事武力與政商政經結合的外力，在資本主義與國家領土化的作用下，瞬間即失去了千百甲的土地。

 

當代馬武督部落族人對於日治時期的土地變遷歷史，不應只止於外在客觀的史實認定，更應該從失去的土地開始、尋求種種未被說服的族群主體歷史記憶。因為，泰雅人的文化記憶大多來自於土地；而馬武督部落超過九成以上的土地，在大正年間遭到日本官方與資產家強取豪奪的歷史經驗，切斷了馬武督泰雅人維繫部落文化命脈的場域。

 

筆者以為，當代馬武督泰雅人應該從建立泰雅人的歷史視野開始，將失去的地理版圖，以理性的方法，逐步拾回原來屬於馬武督泰雅人合理範圍的q’yunam。不過，馬武督部落土地變遷歷史的記憶再現，既不是為了與族群傷害的「遺忘」相互抗衡，亦非揭露資產家的瘡疤進而進行清算；相反地，是為喚醒泰雅人的文化記憶，更是為復甦rhyal（土地）與’tayal（人）之間的「有機」關係。而這種關係的重建，也是當代整體宇宙良性運作的重要契機。

 

筆者呼籲不論是政府、抑或是部落的住民，應該重新檢視馬武督泰雅人的土地變遷歷史，從部落的史觀發聲，還給馬武督部落族人正義與公道，讓部落族人有屬於部落的q’yunam山林，可以進行狩獵、可以與祖靈溝通，而不致孤獨落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