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嘗有志於修人類學，數年以來致力於斯學之研磨，久期於闡明亞細亞各種人類之系統關係，聊資裨補學界於萬一。而今，斯學之溥博淵泉的臺灣，屬我版圖，不僅學術上，將來治教之需要上，亦逢不可不速為研究調查之機。吾人志於斯學，豈能不奮起於此時哉？

──伊能嘉矩1895

陳偉智著《伊能嘉矩─臺灣歷史民族誌的展開》，2014。（圖片來源／臺大出版中心）

 

臺灣研究的殖民起源

在臺灣研究的領域中，不論是否從事歷史研究或是人類學研究，大概沒有不知道伊能嘉矩（1867-1925）的人吧。來自日本東北岩手縣遠野町的人類學家伊能嘉矩，在日本統治臺灣初期所生產的知識體系，就族群分類知識而言，至今仍是我們不斷再生產的社會範疇。在後來的文化認同形塑過程中，這些來自於近代國家與學術知識的反饋能量是強勢的，透過教育、透過行政過程，外塑了主導性的社會身分範疇。透過討論伊能嘉矩的臺灣研究知識形成史，或許有助於我們重新檢視臺灣近代族群論述知識在殖民時期的形成根源。

伊能嘉矩代表的是19 世紀末日本帝國海外擴張過程中，追求近代知識與表現在田野研究實證科學精神的結合，伊能在東京接觸到的人類學與近代歷史學，皆以一種普世性的科學知識形式，成為建制化的學科知識。強調文獻批判的近代歷史學，與強調比較民族誌與田野調查的人類學，在當時共享了以「人種」為中心的文明／文化觀，並且深信線性演化的歷史時間概念。這些知識背景與方法，在1895年伊能嘉矩來臺之後，在臺灣總督府的檔案室、自宅的書齋、在田野，一一得到實踐的機會。

 

隨軍來臺的人類學家

1895 年6 月日本統治臺灣之初，已有東京人類學會會員田代安定隨軍來臺。11月，伊能嘉矩來臺之後，兩個人隨即在12 月於臺北成立了「臺灣人類學會」。透過「臺灣人類學會」，以日本國內東京為中心的人類學知識網絡，延伸到殖民地臺灣。伊能嘉矩從1895 年來臺前的宣言〈陳余之赤志，訴於先達之君子〉一文中懷抱著從事臺灣人類學研究的志願而渡臺，在1897 年5 月「踏上了（全島調查的）旅程」後，1898 年提出了全島原住民的解釋體系。伊能在臺灣兼具總督府官僚的身分與東京人類學會會員的身分，使伊能身處在當時兩個知識脈絡中：殖民地統治與人類學。在完成了解釋原住民的知識體系後，伊能在〈回想餘筆〉所言的「舒展個人宿志」的實踐，即是在這種身兼兩種身分，以及身處兩個知識網絡的情境中展開的。

在此同時，伊能也逐漸發展對於臺灣歷史的看法，1899 年出版了第一本臺灣史通論大綱《臺灣在世界中的位置》，以及1900年出版了臺灣民族誌《臺灣蕃人事情》。伊能對於臺灣漢人與原住民社會的歷史民族誌大概在1900 年左右已經成形，此後透過既有的知識網絡，在東京與在臺灣分別有進一步的發表。1906 年返回故鄉遠野的伊能，除了投入遠野鄉土史以及地方民俗的研究外，也持續著「臺灣全史」的撰寫計畫，並在自宅成立小型博物館「臺灣館」。1925 年，伊能嘉矩因病去世，「臺灣全史」未能出版，3 年後在弟子板澤武雄與民俗學大家柳田國男的奔走下，以3 冊《臺灣文化志》之巨作出版。從臺灣人類學的研究構想，到伊能留下的臺灣原住民與漢人社會的歷史民族誌，去世後的伊能，仍然繼續發揮不在場的影響力，或隱或顯地，影響了同時代以及以後幾代的臺灣研究者。

 

伊能嘉矩的田野方法與理論

1896 年到1898 年，伊能在原住民研究體系的形成過程中，歷經了三個課題的討論，分別是「生與熟」、「平埔蕃」以及「全島蕃人」這三個課題。從1896 年的文獻研究中，伊能重新解釋清代的「生與熟」課題，認為清代的「生與熟」的分類，只是政治性的分類，不算是「學術」研究後的結果。伊能認為就人種分類知識的「科學性」解釋來看，「生蕃」與「熟蕃」有可能為同一人種。接著，在臺北與宜蘭的調查中，發展了「平埔蕃」的課題，解釋了居住於平地的「平埔蕃」，其實是清代歸化後的「熟蕃」之一種。在人種上來看，北部的生蕃與平埔蕃都是馬來語系的人種，但是彼此並不是同一群，伊能並比擬博物學分類法中的「Branch」與「Group」加以說明。在1896 年研究北部的原住民時，伊能依據「自稱」的原則，將北部的生蕃命名為「Ataiyal」，宜蘭的平埔蕃命名為「Kuvarawan」，臺北的平埔蕃命名為「Ketaganan」。分析北部的原住民時，伊能主要使用文獻與田野比較，以及不同田野地間語言比較的方法。這樣的方法在1897年的全島調查時，有更進一步的發揮。

1897年伊能嘉矩進行了192日的全島原住民田野，伊能將他在1896年已成形的分析方法，應用在田野資料上。依據語言比較將所有的原住民歸入馬來語系人種內，再透過「體質特徵、土俗異同、思想進否、言語異同、歷史口碑」五種原則的比較，將臺灣原住民以「共有某種特殊性質的集成一體，再依據其共有特徵的遠近，劃定系統上血緣的遠近」，依「群／族／部」的分類，將臺灣原住民分成4 群8族21 部。伊能在完成理論的過程中，也參照了其他同僚的研究，例如田代安定與鳥居龍藏東部臺灣的研究成果，並將他們的研究整合進入自己的理論體系中。

伊能在使用比較法以分析臺灣原住民的民族誌資料時，一方面比較田野資料與文獻，進行「時間上」的比較，證明在臺灣原住民的文化發展階段。另方面，則是進行當代田野資料的「空間上」的比較。以「相似性」的原則，區別相同與不同的族群，及其空間分布。因此，伊能建立臺灣原住民的人種分類時，也提出了「地理分布─文明程度」的文化發展解釋理論。伊能在解釋原住民的文化發展狀況時，其解釋圖式是：臺灣原住民雖然都源自馬來種族，但是文化發展呈現由高至低的發展狀況，處於進化中最文明階段的是「平埔蕃」，甚至到了與漢人不相上下的地步，處於最低發展階段的則是「Ataiyal」。而臺灣原住民的文明發展階段，則與他們各自的地理分布位置以及發展過程有關。「平埔蕃」位居平地，與漢人接觸較早，因此文化進化速度較快，發展程度最低的「Ataiyal」，則由於分布在臺灣北部的山中，與外界交通不易，所以文化的發展程度也就較慢。其他伊能所區分出來的蕃族，也是基於這個「地理分布─文明程度」的分析，越容易與外界交通者，文化發展的程度也越高。臺灣原住民的文化發展，雖然呈現從野蠻到文明的發展階段，但是並不代表各蕃族本質上就是如此。伊能的理論認為，各族的文明發展的可能性是一樣的，因此原住民不同發展程度的文化，事實上只是位處於同一發展線上的不同階段而已。為了證明原住民文化發展的階段，伊能大量引用文獻方志的「蕃俗」記錄，以作為未變遷之前原住民文化的「原貌」，同時與田野地所見的風俗現狀進行比較，作為各族原住民文化的發展或不發展，進化或不進化的證明。

伊能以演化主義文化理論解釋臺灣原住民的發展階段，同時也使用演化主義學者偏好的方法：比較法，進行文化特質（語言、風俗、體質特徵等）的比較，區別不同的群體。就演化主義人類學家而言，這些比較的文化特質，例如宗教、社會組織、刺墨裝飾等，提供了辨識文化發展階段的主要區辨特徵。伊能對臺灣原住民的「群／族／部」的樹狀分類，其實也是一個文化階段發展論的演化主義的文化理論，透過並時性的空間比較，得到貫時性的歷史比較結果。伊能的比較法也應用在對於漢人的歷史與社會的研究上。

 

日治時期蕃情研究的權威

伊能1898 年完成對於臺灣原住民的解釋體系，同時在臺灣的「蕃情研究會」（4 月）與日本的東京人類學會（5 月）發表。透過這兩個知識網絡：總督府的「蕃情」知識，以及東京人類學會人類學的知識網絡，伊能的體系逐漸發揮影響力。就東京人類學會來說，伊能的民族誌是完整的殖民地研究報告。1900 年巴黎世界博覽會時，東京帝國大學人類學教室提出的人類學展覽，其中臺灣原住民的展示內容即是以伊能的體系為主。1908 年松村瞭（東京帝國大學人類學教室助手）出版了日本本土首次編纂的世界民族誌辭典《人種名彙》，其中的臺灣原住民條目，也是依據伊能嘉矩的解釋體系。伊能建構的臺灣原住民知識體系，成為當時日本人類學理解臺灣的基礎。

1898 年蕃情研究會開幕展覽展出「臺灣島蕃族」寫真海報。（圖片提供／陳偉智）

 

對總督府的「蕃情」知識網絡來說，伊能雖然無法直接影響總督府理蕃行政決策，但其所建構的原住民分類體系，卻成為總督府「蕃情」知識的架構。總督府在1898年進行臺灣舊慣調查，以作為殖民統治上行政的參考。1899年京都大學教授岡松參太郎《臺灣舊慣調查一般》一書的原住民論述，主要引用伊能的體系。另外，總督府在編纂人口統計時，從1901 年的《臺灣總督府第三統計書》（1899 年度的統計資料）開始，在「地方廳管轄蕃社名稱」項下在原先的「○○蕃」欄位之外，另外加上伊能所建構出來的「○○族」的記錄。不同地方的「蕃」，此後在總督府施政成績的再現的統計書中，個別地被編入了伊能建構的新範疇「族」之內。除了文字紀錄與行政人口統計，在博物館與展覽會的展示活動中，伊能的臺灣漢人與原住民的歷史民族誌也影響了分類、解說與視覺再現形式。

 

戰後伊能嘉矩在臺灣與日本如何被閱讀與挪用

今日的學者或是一般閱聽人，大概很難接受伊能當時的種族競爭演化發展的人種分類問題意識，伊能的臺灣漢人與原住民的比較民族誌，也陸續受到一些批評與討論，但是伊能留下來的田野日記、筆記、民族誌，以及當時所記錄下來的現在已經消失的臺灣社會，至今仍提供我們豐富的重建臺灣歷史想像的資源。戰後在日本，隨著遠野地方認同的建立與日本文化民族主義的影響，伊能嘉矩成為地方鄉土史的名人，地方人士在博物館展示伊能的生平與成就，在地方象徵的高地公園設立彰顯碑加以紀念，使之變成市民的公共歷史記憶。戰後在臺灣，透過翻譯的形式，伊能繼續在臺灣發揮影響力，先是在地方文史，隨後進入學術界的臺灣研究，伊能嘉矩存在於學院與文獻界社群中。1980 年代臺灣解嚴，逐漸邁向民主化的道路，社會上臺灣歷史知識的需求，使得臺灣史獲得了市民權，同時臺灣研究也成為新興中的臺灣文化民族主義的象徵資源。1990 年代伊能嘉矩重新回到臺灣，其田野日記等新的材料出版，獲得廣大的讀者群。伊能嘉矩的收藏資料與手稿，在此時獲得大學研究機構的整理與數位化，重建其完整性。研究者也開始透過伊能嘉矩討論新的歷史議題。同時，伊能嘉矩在1990年代末，除了學界內的討論之外，也成為臺灣公共歷史的素材。百年前伊能曾經熱心透過公共歷史的書寫推廣臺灣研究，百年後，伊能則是自己成為公共歷史的素材。（本文作者為紐約大學歷史學博士候選人）

伊能嘉矩“Die wilden Staamme von Formosa,ihre Einteilung und ihr Kulturzustand”一文附圖「台灣島蕃族分布假定圖」。（圖片提供／陳偉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