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概觀日治時期日本人的創作、紀錄中的臺灣原住民，因為人種、風俗習慣、社會文化的差異而有種種的誤解與刻板印象。或許是起因於日本占領臺灣初期層出不窮的抗日活動，以及之後1920年的「薩拉茅抗日事件」、1930年的霧社事件等，均使日本人對原住民抱持兇暴好鬥的印象。然而，論述日本人對臺灣原住民印象的形成經過時，不能不提及1874年牡丹社事件時日方所留下的文獻紀錄。牡丹社事件起因於1871年11月，琉球宮古島的船隻因船難漂流至臺灣東南海岸，54名船員遭到殺害，1874年日本以此為藉口發動軍隊攻打臺灣原住民。為了讓軍事行動能順利進行，日本政府在事前派人前往臺灣進行調查。當時的調查，除了臺灣西半部漢人社會的民俗風情之外，也對全臺各地原住民的人種、生活習俗、建築樣態、自然環境等進行詳細的觀察和紀錄。這次調查，可說是日本人第一次正式並且以較大規模的方式去認知、理解臺灣的原住民，也成為日本人對臺灣原住民印象的重要起源。

當時日本政府派來臺灣進行調查的軍事人員水野遵及樺山資紀等人，皆於日後統治時，在臺灣總督府擔任要職。由此可知，在牡丹社事件時，他們對臺灣以及臺灣原住民所進行的調查和意見，是日本政府認識臺灣原住民的重要資訊，並發揮巨大影響力。他們的紀錄無論是在歷史意義上，或是內容的完整性，皆具有極高的價值。本論文即是以水野遵及樺山資紀在牡丹社事件發生時，針對臺灣原住民所書寫的文獻紀錄為文本，分析其敘述內容如何建構臺灣原住民的形象，進而成為日後日本對臺灣原住民印象之起源。

1874年石門戰役後，西鄉從道（前排中）、水野遵（前排左三躺者）與原住民頭目卓杞篤（前排中右）會面合影。（圖片來源╱J.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Past and Present）

壹、水野遵的原住民紀錄

1874年日本出兵臺灣之前，為了更加具體掌握臺灣內部的真實情況，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命令曾留學清國的水野遵到臺灣視察。1873年4月，水野遵從淡水港上岸之後，前往臺灣北部各地巡視探訪；9月，與陸軍少佐樺山資紀一同前往東北部的蘇澳調查。之後，兩人一度中止調查，回到日本。1874年3月，水野遵以海軍省口譯員的身分再度與樺山資紀從打狗登陸，在臺灣南部進行偵查。在西鄉從道率軍到達臺灣之後，水野遵、樺山資紀又趕赴社寮負責翻譯工作，並到社寮週邊的各個原住民部落進行招撫。直到1874年12月日本從臺灣撤退為止，水野遵一直與西鄉從道所率領的軍隊駐紮於社寮。事件結束之後，水野遵將攻打牡丹社的事件經緯寫成《臺灣征蕃記》，書中引用了只有政府內部人員才能閱讀的資料、日清政府之間的正式文件，也記載了他在軍中的各種見聞，其中包含許多與原住民有關的敘述。

他在提及外務卿副島種臣派遣其至臺灣視察目的時，寫道：「此次前往蕃地的最初目的就只有專注於視察蕃人的強弱智愚以及其風俗習慣。」〔註1〕因此《臺灣征蕃記》中有關原住民的敘述篇幅極多。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不斷重複提及原住民──特別是「生蕃」與漢人之間的對立情形。水野遵提到在調查開始時，最初前往的生蕃部落因為土地受到漢人的鯨吞蠶食，兩者之間的對立情形極為嚴重，如：「這一帶的支那人、生蕃們各自組成十數人的隊伍，攜帶步槍和刀槍，互相巡邏其疆界以備敵人來襲，宛如兩軍對峙即將交戰，其樣態令人不由得聯想到殘酷的戰場。」〔註2〕在此，水野遵用「修羅?場」──這個描繪極度慘烈、鮮血四濺的激烈爭鬥場面的詞語，來形容生蕃原住民與漢人之間的爭鬥。雖然是一種極端而誇張的描述，卻令人明顯感受到兩者之間箭拔弩張的緊張氣氛以及交戰時的慘烈狀態。

水野遵也提及在巡視部落時，所看到的狀況：「在附近的路邊看到殘壁。據說前年曾有支那人在此居住過，因生蕃厭惡支那人蠶食自己的領土，虐殺其子女。因此支那人棄家而逃。」〔註3〕從這段敘述中能看到原住民對於漢人蠶食鯨吞土地的怨恨，以及驅趕漢人的殘酷追殺行為。不僅如此，水野遵在紀錄中也提到：「生熟蕃之間產生嫌隙時，視彼此如同仇敵；然而飲酒商議和談時，卻又友好親睦。不過生蕃與支那人之間要議和卻是極為困難的。」〔註4〕這樣的敘述，再次突顯生蕃原住民與漢人之間無法化解的仇恨。

在親眼目睹生蕃原住民與漢人之間的不和以及爭鬥的慘烈狀況之後，水野遵對原住民所懷抱的不是畏懼，也沒有希冀以更強大的武力去打壓的征服者心態，而是抱持同情的心理。在牡丹社事件發生之際，許多日本文獻資料皆記錄了原住民與漢人之間的不和，因此日本的政府官員對此事應已瞭然於心。然而，如同水野遵一般以同情的眼光來描述原住民的，可說是極為罕見。他在提及漢人以欺騙的方法俘虜原住民為人質，再以釋放人質為談判條件與原住民交換土地的事件時，除了憂心漢人蠶食侵占原住民部落的土地之外，也對漢人擅長利用原住民友愛族人的特性來達到目的的狡猾感到憤怒，同時對純樸的原住民無法精明靈巧地應對深感同情。

文獻中，水野遵也多次記載其他類似情景。其中一例發生在水野遵從淡水溯淡水河到艋舺登陸，到達枋橋頭，前往被稱為「????」的原住民部落時。在此部落巡視觀察一日夜之後，即將踏上歸途時，有一位老婦人前來向水野遵哭訴其長子為漢人所擒，希望水野遵鼎力相助。水野遵記錄伴隨此老婦人回到「????」探視其子的情形如下：

日暮時歸至????，到達某人家中，看到被囚蕃人三人皆年齡三十前後的壯年，其中一人腿部被槍射中。支那人們如生擒老虎般，謹慎地套上木枷戒備著。我買了一盒糖點心給一囚人，他跪著接受，狀似驚恐懼死之牛羊。其時，囚人之母潸潸落淚，短暫凝視其子之後，突然揚聲說：「大人啊請把我的孩子還給我們家，如果不行的話，請帶他到貴國去」，並且再三懇求請託，支那人從旁出聲說：「不行不行，除非今天能和你們酋長見面，並答應把一整座山給我，才能答應妳的請求，不然的話這三個囚犯都不能活。」老婦人默然不語，體察其情，我們也為之鼻酸。〔註5〕

上述的紀錄，水野遵不僅描繪出漢人狡猾、殘酷的一面，同時也傳達出對於原住民未能充分發揮智能對抗漢人欺侮的不捨與同情。

水野遵的原住民紀錄充滿濃厚的人道主義。（智慧藏資料室）

即使原住民在當時被認為是未開化人種，水野遵同樣以珍惜的眼光來看待他們的性命。不止如此，水野遵對於原住民親族之間的情感，也能感同身受並精準地描繪出來。文中充滿了濃厚的人道主義與情感，這在記錄牡丹社事件的眾多文獻中是極為珍貴且罕見的特點。

 

貳、樺山資紀的原住民相關論述

樺山資紀在牡丹社事件後力主攻臺，並兩次來臺進行調查。（智慧藏資料室）

除了水野遵之外，日本治臺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也曾在牡丹社事件發生之初來臺進行「蕃地」調查。

1872年8月，鹿兒島縣參事大山綱良得知琉球人遇難的消息後，當時身為熊本鎮台鹿兒島分營長的樺山資紀也立刻上京，向陸軍卿兼參議的西鄉隆盛報告，並到處奔走拜訪政府官員，提議派遣人員探查原住民居住地區，以及出兵臺灣興師問罪。1872年10月，樺山資紀接到太政官命令派遣，令其前往清國、臺灣調查，然而政府出兵政策未定，因而遲遲未能出發。

1873年3月，日本政府特命全權大臣副島種臣前往清國進行商議，樺山資紀也一同隨行。同年8月23日到12月6日間，樺山資紀與成富清風、兒玉利國、城島謙藏等人從淡水登陸，巡視淡水、雞籠、蘇澳之後，經由廈門前往臺灣南部的打狗、臺灣府進行調查。翌年3月9日樺山資紀與水野遵再次由打狗登陸，偵查枋寮、車城、社寮等地後，接著前往安平、臺灣府，然後經由嘉義、彰化、中壢等地到達淡水。之後又一次南下，於5月26日與進駐枋寮的西鄉從道都督會合，報告視察臺灣的心得。

關於牡丹社事件，從1872年7月開始主張出兵攻打臺灣，到1874年12月從臺灣回到日本向政府提出報告，這段期間在臺的所見所聞，樺山資紀都詳細記載於日記上。1936年，西鄉都督樺山資紀總督紀念事業出版委員會將此日記命名為〈臺灣記事〉，並收錄於《西鄉都督?樺山資紀總督》一書中。牡丹社事件期間，被派往臺灣視察的軍人當中，樺山資紀是職位最高之人，可以想見其紀錄報告對於當時日本政府勢必發揮相當的影響力。若論樺山資紀對臺灣原住民的印象為何？最大的特徵便是「化外之地」的看法。從未曾造訪過臺灣、對於臺灣一無所知，到長時間實地探查臺灣之後有所了解，樺山資紀對於臺灣乃「化外之地」的印象一直沒有太大的變化。

如前所述，樺山資紀於1872年7月獲知琉球人遇難之後，即開始主張出兵攻打臺灣，而此主張也明確地反映出樺山資紀對於原住民以及原住民居住地的認知與看法。在〈臺灣記事〉1872年7月25日的紀錄裡，樺山資紀在開頭部分寫下：「因為在臺灣生蕃之處數名琉球人慘遭殺害，為了向熊本鎮台司令長官桐野少將稟告，今天上午七時由鹿兒島分營出發。」〔註6〕另外，在7月27日的日記中則有：「與田中中佐會面後具體陳報並協商臺灣生蕃人的殘殺事件」的敘述。之後8月9日的內容則提到：「上午五點前往濱町拜訪西鄉先生，一一陳報並討論臺灣生蕃殺害琉球人的事件。」〔註7〕

在事件發生之初，比起東京的政府相關人員，樺山資紀更早開始使用「生蕃」來稱呼殺害琉球人的臺灣原住民。相對於樺山資紀，擔任日本外務省顧問並為日本規劃出兵、殖民臺灣計劃的外籍顧問李仙得雖已認定殺害琉球人的是牡丹社的原住民，然而其所使用的不只「生蕃」，尚有「野蕃」、「土蕃」等用詞。〔註8〕而記錄外務卿副島種臣與清國談判經過的〈副島大使適清概略〉一文中，對臺灣原住民也是同時以「生蕃」、「野蕃」、「土蕃」等語詞並稱之。〔註9〕這些用詞皆是用來指未受過文明洗禮的野蠻人，然而「生蕃」一詞特別在於，以漢人中華思想為尊的角度，指稱未受到漢人文明影響的臺灣原住民，刻意與受到漢人影響的「熟蕃」做區別。因此，「生蕃」一詞不僅是指其未受到中華文化的教化，同時也是指被排除於中國的管轄、統治範圍之外的臺灣原住民。進而言之，這個用詞也衍生出「生蕃」居住地並非清國領土的概念。而從事件發生之初便強烈主張出兵的樺山資紀始終堅持使用這個詞，可知其意圖透過清國的「生蕃」用詞表現牡丹社的原住民並非由清國所統治管轄。

關於這點，在〈臺灣記事〉9月1日的日記當中變得更加具體明確，樺山資紀寫道：

臺灣的東部蕃地屬於支那主權之外，各庄有統領主宰之。前些年美國人慘遭殺害、發動戰爭時，晝夜不間斷受到來自深林的攻擊。不得已只能撤兵，並簽定將來若是升上國旗，則互相不加害對方的條約。〔註10〕

在此，樺山資紀將臺灣東部原住民的居住地區並非隸屬於清國主權之下的事實，透過「屬於支那的主權之外」此一敘述來呈現。同時，由酋長統率其部落的方式，可知原住民地區存在著獨特的社會結構的事實。此外，在與美國人進行戰爭之際，清國完全未曾介入其中之事，也傳達出原住民的居住地區不受清國管轄的訊息，最值得注意的是，原住民毋須透過清國，即可自主地與美國人簽訂對等的條約一事，也意味著他們擁有獨立的主權。雖是極為簡潔的文章，樺山資紀卻提出諸多事證，指出原住民居住地並未受到清國統治的事實。

之後，在〈臺灣記事〉的10月9日的敘述中記載了太政官所發出的「陸軍少佐樺山資紀被派遣前往清國臺灣視察」命令內容。〔註11〕關於此命令，日本歷史學者毛利敏彥指出：「此處應該重視將『清國臺灣』並列之事。換言之，在此『臺灣』一詞指的是原住民的居住地區，清國的統治並未延伸至當地的意義也隱藏在其中。」〔註12〕可知，太政官所發出的正式公文裡也開始採用與樺山資紀相同見解的紀錄方式，由此可以推論，樺山資紀的看法已經在政府相關人員之間傳開，並影響其對原住民的認知。而樺山資紀認為原住民地區「屬於支那主權之外」的觀點，也影響到日後他前往臺灣進行實地調查後所形成的臺灣印象。

牡丹社事件日軍攻擊路線圖。（圖片來源／《西鄉都督?樺山資紀總督》）

因此，樺山資紀在臺調查期間始終以「能夠納為日本殖民地」的觀點來勘查臺灣，此點也構成〈臺灣記事〉一大特徵，不過如此觀點卻未曾出現在一同巡視臺灣的水野遵的紀錄當中。而樺山資紀將臺灣描繪成適合成為日本殖民地的手法之一，就是頻繁地列舉臺灣和日本之間的類似點，藉此說明臺灣即使被納入日本版圖也不會為日本帶來不良的後果。這樣的手法不只是運用在臺灣漢人的建築、地形、風景、習俗等的描寫上，在描述原住民的事物上也可以看到。例如：樺山資紀在前往蘇澳港的途中經過「熟蕃」部落時，所見到的手工藝品。他形容道：「看了紡織手工藝品等，雖是粗製的紡織機，但是能製出稱為臺灣布的麻製羽巢織，是一種非常堅固的布料，工藝與我國的製品相同。」〔註13〕

到達蘇澳之後，看到拜訪的熟蕃部落正舉行熱鬧的祭典，樺山資紀也發出如「從船中拿出我們準備的支那酒給大家。酋長打開酒壺倒入大碗，以手指頭沾酒向四方拜祭，然後依序由年長者到年輕一輩輪流飲酒，所有人態度嚴肅、長幼有序。本國北海道的土人的動作與維新時西京以及其他各地如奧州白河驛等地的盆踊相彷；而臺灣原住民則與北海道土人在樣態動作上雖多少有所差異，卻極為相似」〔註14〕的感想。透過北海道土人間接指出原住民與日本人之間的雷同，進而提示將臺灣原住民如同北海道土人般納入日本統治支配的可能性。

不只是針對原住民的居住區，對於臺灣漢人社會的生活、風習、文化等各種事物，樺山資紀亦細心觀察其與日本的類似之處，並列舉詳記，顯現出他對臺灣整體的高度關心。並不使用旁觀者的角度寫實記錄，而是採取列舉出與日本之間相似點來呈現的方式，或許可說是樺山資紀選擇不以看待異國的觀點來審視臺灣，而是直接將其納入日本的範疇內加以理解的敘述手法之一。在資訊不充分的時代裡，樺山資紀的呈現方式應當有助於日本政府官員更容易認識並理解遠在數千里之外的臺灣社會以及原住民。

在透視樺山資紀意圖將臺灣原住民納入日本支配範疇下的野心之後，值得一提的是：樺山資紀並未因此而忽視原住民原有的樣貌。例如在第一次來臺探查時，樺山資紀在蘇澳附近見到了當時他完全沒有任何概念的「生蕃」。他形容所見到的「生蕃」女性為：「兩人皆肥胖，骨骼與清人異，是最強壯的。從嘴邊至左右耳邊的額頭部分有八卦字形的刺青圖案。」〔註15〕在同一時期其他日本人記載牡丹社事件的相關文獻中，或許是因為臺灣南部的原住民沒有刺青的習慣，並未見到關於原住民刺青的敘述，〔註16〕因此無法與其他日本人的表現方式做比較。附帶一提，原住民的刺青習慣在日後臺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時，被日本人視為野蠻人的主要象徵之一；然而在臺灣第一次見到原住民的刺青時，樺山資紀並未採用煽動的手法來呈現，只是一語帶過，簡潔地反映原住民特有的風俗民情。與後來誇張的手法相比，樺山資紀淡然的態度更令人感到印象深刻。由此可知樺山資紀探訪原住民地區之初，即是以一種開放性的接納態度來觀察原住民，而這也是樺山資紀描述原住民形象的重要特徵之一。

結語

關於日本人對臺灣原住民印象之形成，透過分析牡丹社事件時，親自來到臺灣進行調查的水野遵、樺山資紀等人所留下的紀錄逐漸還原。首先是水野遵記載原住民的風俗習慣，留下具有歷史意義的珍貴紀錄。另外，他對漢人的冷靜觀察，以及對為漢人所欺瞞、利用的原住民抱以同情，皆是戰爭時期極容易被忽略的，然而他卻能以理智客觀的角度來描寫，冷靜之中不失關懷，為原住民的野蠻形象增添些許溫暖人性。而二次縱貫臺灣進行調查的樺山資紀在其關於原住民的敘述內容中，對於原住民與日本的關聯性之觀察，以及原住民為日本所教育感化的可能性之提示，皆塑造出雖是未開化的人種卻能夠親近、感化的原住民形象。水野遵與樺山資紀的調查成為日本政府認識臺灣原住民的重要資訊來源，兩人所留下的珍貴紀錄，不僅是日本人的臺灣原住民印象重要起源之一，同時也為日後日本殖民時期的原住民統治提示了嚴格統治並積極同化的方向。（本文作者為致理技術學院應用日語系助理教授、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兼任教師。本文是根據作者博士論文改寫而成。完整論述請參見〈明治日本?台?像?形成--1874年「台?事件」?波紋〉（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超域文化科學專攻比較文學比較文化研究室、2007年））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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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小森德治，《大路水野遵先生》（日本：大路會，1930），頁193。本論文中所引用之日文文獻的中文譯文皆由本文作者翻譯，以下皆同。

〔註2〕 同前註，頁189。

〔註3〕 同前註，頁198。

〔註4〕 同前註，頁197。

〔註5〕 同前註，頁194。關於被漢人所擒，沉默等死的原住民的敘述，也可見於頁209。

〔註6〕 西鄉都督樺山資紀總督記念事業出版委員會編，《西鄉都督?樺山資紀總督》（臺北市：西鄉都督樺山資紀總督記念事業出版委員會，1936），頁139。

〔註7〕 同前註，頁139、142。

〔註8〕 李仙得〈癸酉八月取調〉、〈第四覺書〉（日本：收藏於日本國會圖書館所藏《陸海軍文書微卷34》中）。在此必須說明的是，李仙得所寫的計劃書等內容皆由日本外務省翻譯成日文，因此這些用詞可能皆出於外務省的翻譯人員之手。

〔註9〕 鄭永寧，〈副島大使適清概略〉（日本：日本評論新社，明治文化研究會編輯《明治文化全集第十一卷外交篇》，1928年初版，1956年改版）

〔註10〕 同註8，頁145。

〔註11〕 同前註。

〔註12〕 毛利敏彥，《台?出兵　大日本帝??開幕劇》（日本東京：中央公論社，1996），頁36。

〔註13〕 同註12，頁219。

〔註14〕 同前註，頁223~224。

〔註15〕 同前註，頁224。

〔註16〕 根據當時的人類學學者伊能嘉矩的調查：「埔里社?中心????（中略）此線?以北?於??蕃人??面?刺墨?施?居??以南?於??蕃人?之?施?????（以埔里社為中心點（省略）在此線以北的蕃人在顏面上施以刺青，然而以南的蕃人並未施以刺墨）」。伊能嘉矩、粟野傳之亟《臺灣蕃人事情》（臺灣：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1900），頁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