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數位典藏是指將有保存價值的實體或非實體資料，透過數位化方式(攝影、掃描、影音拍攝、全文輸入)，並用電腦化管理，使資料可以永續留存。數位典藏已是全球保留珍貴古文物的一種記錄方式，藉由現代科技，讓古文物之美重新展現。本文介紹國立臺灣大學的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的數位典藏內容與研究成果，進一步了解數位典藏的重要性，並可一窺早期原住民族的珍貴史料。

國立臺灣大學的原住民族研究中心，有鑒於數位典藏的工作已進行多年，其潛力卻尚未被充分認識，故推行「數位部落」計畫，整理數個標本、影像數位資料庫，以「部落」為單位，將數位資料分門別類，以便檢索，並引介給部落活用，也讓更多對原住民文化有興趣的讀者認識。在整理資料的過程中，工作同仁也時常有特殊的發現，這些發現亦會撰文刊載於數位部落中。

本文主要介紹「數位部落」裡邵族數位資料之成果。當今的邵族研究，多半參考陳奇祿等先生所著的《日月潭邵族調查報告》[注1]一書，而當時研究者所拍的照片，全以數位影像保存於資料庫中，遠遠超過書上所載，故對《日月潭邵族調查報告》有極大的補充作用，對還原當時文化面貌與地貌，也有一定的幫助。

「數位部落」所整理的資料庫中，邵族方面的資料筆數如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民族學標本資料庫」：共14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數位典藏」：共3件。「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影像資料庫」：共 624筆。

對邵族的數位標本資料採集地之分析

「標本」的資料雖然數量不多，卻可發現一件有趣之事。我們先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民族學標本資料庫」，這個資料庫中，1955年的標本採集地皆為卜吉社，除此之外皆為水社，分別來自1930年與1947年。乍看之下，水社與卜吉社乃兩個不同之部落，且現在的行政區劃，確實將水社村與日月村（即卜吉社）視為不同的
行政單位，但這裡的水社確實便是今天的水社村嗎？

歷史上，邵族遷到日月潭周邊後，先在土亭仔定居，再搬到拉魯島上。之後， 邵族離開了拉魯島，移居到水社、頭社、貓.、審鹿等地[注2] ，人口眾多，被清廷稱為「思麻丹社」，又稱為「水沙連化番」。光緒年間，漢人遷入開墾，這些地方一一被侵佔；且漢人帶來瘟疫，造成日月潭一帶的邵族人大量死亡，族人不得不散居各處，避免彼此傳染[注3] 。後來經過數十年的遷徙，族人才陸陸續續匯居於石印附近的Tarinkuan（外石印，書中寫作Tari.kuan）[注4] 。
1930年時，邵族聚落其實在Tarinkuan，水社部落（kankwan）已是侵墾的漢人聚落。那採集地的水社究竟為何？ 筆者以為，可能即是邵族之泛稱。日人將邵族稱為「水社化番」，在《探險台灣》一書中，鳥居龍藏即稱：「所謂水社化蕃，主要的是居住於水社湖〔日月潭〕畔和頭社」[注5] ，甚至將非住在日月潭畔的頭份社人也稱為水社化蕃。
因此1930年的水社，有可能便是Tarinkuan社。1934年，日本人為了進行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將他們強制從石印遷至現在的卜吉社[注6]，因此1947年採集地的水社應該便是卜吉社。簡言之，水社即是泛指居住在日月潭四周的邵族，因為邵人面臨漢人侵墾與逃避瘟疫而不得不遷徙，才使得「水社」的意涵變得模糊而複雜。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3 個標本中，1 個因採自義賣，來源不明，姑且不論，剩下2個1960年的標本，採集地亦寫水社，筆者以為從時代上看，便是卜吉社。
1955 年的標本，皆清楚寫明採自卜吉社而非水社，未必是採集地不同，而是這批標本出自一趟嚴肅的田野調查，目的、地點都極明確。根據《日月潭邵族調查報告》，陳奇祿、余錦泉、唐君美、鄭聰明、李卉、李亦園、劉枝萬等人，曾於1955 年的1 月與3 月間在卜吉社進行調查；1956 年1、2 月間，李方桂、陳奇祿、唐美君、鄭清茂再度於卜吉社進行語言調查，便是此批標本之由來。
據上所知，標本的採集地，雖有水社、卜吉社兩處，實有可能即同一處，或來自不同時代的同一群人。

邵族的數位影像資料反映其文化特質

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以下簡稱臺大人類學系）影像資料庫則收錄的總數624 筆的影像，除了宮本延人所攝，影像已遺失的3 張，以及土俗人種學教室所收藏之1 張外，其餘照片全是臺大人類學的陳奇祿先生等人在1955 年、1956 年共三次考察中所攝，內容包括大量當時的生活紀錄、經濟生活、宗教活動，並被用於《日月潭邵族調查報告》一書中。

邵族雖人數稀少，卻有著鮮明的文化特質；像是杵音、浮嶼、公媽籃，這些都在「臺大人類學系影像資料庫」裡都有詳足的紀錄，以下便就資料庫中有的內容進行介紹。

所謂的「杵音」，在清領時期的「日月潭八景」中便已提到「番家杵聲」，足見這個以杵音作為音樂型式的獨特文化由來已久。這種音樂，其實是邵族婦女舂米時發出的聲音，舂米時以木杵在石板或石臼上擊搗，發出有韻律的清脆聲響，便是杵聲的由來。[注7]

不過，現在的「杵歌」主要是觀光業的產物，而非傳統文化的表現。
1955年，陳奇祿先生等人前往調查的照片裡，便可看到不少遊客在廣場上圍觀歌舞。除了室外空間外，當時還有「日月潭歌舞團」存在，並有一室內場地，收費供人欣賞演出。

「臺大人類學系影像資料庫」中，共有婦女舞蹈表演的影像 8張，杵舞3張，遊客觀賞舞蹈的影像6張，1張日月潭歌舞團的表演，3張日月潭歌舞團舞場外觀（共 21張）。

浮嶼則是日月潭的一個特殊地景，清朝時文獻已有記載。藍鼎元的〈記水沙連〉與黃叔璥的〈番族六考〉，皆提到邵族人利用浮嶼種稻，但鄧傳安的〈遊水裡社記〉則表示並未觀察到這種現象，因此田哲益先生認為「猜想浮田種稻之說，如非前人的誤記，恐怕最晚在道光初年就絕跡了。」[注8]

浮嶼有天然、人工兩種。天然的浮嶼是水面上自然的草坡，透過水草在水中交錯的根浮在水上，而人工浮嶼則是竹子編成，鋪上有泥土的鮮草。現在浮嶼的主要用途是捕魚，李亦園先生稱之為「浮嶼誘漁法」[注9]
。照片中收錄「天然浮嶼」的影像8張，「人工浮嶼」的影像8張，5張浮嶼近照，因為太近而無法判斷是否人工。最後，還有浮嶼上放置魚筌的影像2張。

傳說邵族人曾利用浮嶼種稻。（圖片來源／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公媽籃是邵族獨特的宗教習俗。邵族家家戶戶都有公媽籃，公媽籃是將祖先的衣服置於籃中，象徵祖靈之所在，並成為祭拜的對象。這習俗極具特色，王鈺婷甚至認為，在血統稀薄與語言流失的衝擊下，「唯一使邵族仍然能夠堅定的構築一道清晰邊界以有別於其他民族的便是公媽籃仔」[注10]。

這批影像資料中，祖靈籃的照片共 12張，祖靈籃內之衣服照片共27張，近距離拍攝祖靈籃內衣服之紋飾及圖樣4張，祖靈籃內之貝珠、貝錢共3張。
除了前述邵族特有的風俗外，筆者認為這批資料還有兩個部分值得一提：一個是「播種祭」與「打鞦韆」，另一個是街道地景。

「播種祭」是邵族的歲時祭儀之一，根據唐美君先生所言，當時是於農曆三月初一開始進行[注11]。「打鞦韆」是播種祭的一部分，在播種祭初日，邵族人會用粗竹竿架成約10公尺高的鞦韆。盪鞦韆的行為，是象徵作物茂盛，就像風吹稻穗時，如鞦韆那樣搖擺。此外，盪鞦韆也有祈福的作用。打鞦韆的部分共有36張照片，並有
1張鞦韆座架的影像。此外尚有「播種後祭」的照片共28張。

打鞦韆是播種祭的一部分，亦有祈福的作用。（圖片來源／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所謂的播種後祭，是在播種祭的次日，也就是農曆三月初二，由邵族的祭司「先生媽」，將其轄戶的祭飯排成一列，進行祝福的儀式。1955年時，先生媽共有五位，事實上，除了播種後祭外，這批照片還有對石阿里、毛阿里、毛麻里、袁美妙這幾位先生媽進行獨照，這是相當重要的文史資料，1955年迄今並不算長遠，若有族人或文化研究者打算建立先生媽的系譜，這些照片都十分有參考價值。街道地景的部分，則是優良的今昔對照參
考。譬如說照片有 14張水社分校的照片，水社分校即德化國小，雖然德化國小於1988年遷入新校址，但對校史沿革頗有其價值。此外還有日月潭碼頭的照片7張，卜吉社碼頭的照片8張，11張卜吉社街道照片雖沒標明地
點，但其中幾張與碼頭相連，應能找出對應的位置。

祭司「先生媽」扮演邵族文化傳承的重要角色，圖為先生媽毛阿里。（圖片來源／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這批資料的價值遠不只於此，裡頭還有許多等待被發掘的東西，這點尚有請部落的朋友們與文史研究者一同來推敲，發揚邵族的文化之美。

注釋

1《日月潭邵族調查報告》，陳奇祿等著，1996年，南天書局出版。
2《日月潭邵族調查報告》，〈日月潭的邵族社會〉，陳奇祿，1996年，南天書局出版，p.4。
3《邵族史篇》，鄧相揚、許木柱著，2000年，臺灣省文獻委員會，p20-22。
4《日月潭邵族調查報告》，〈日月潭的邵族社會〉，陳奇祿，1996年，南天書局出版，p.4。
5《探險台灣》，鳥居龍藏著，楊南郡譯，1996年，遠流出版，p.350。
6《日月潭邵族調查報告》，〈日月潭的邵族社會〉，陳奇祿，1996年，南天書局出版，p.4-5。
7《臺灣的原住民邵族》，田哲益，臺原出版，2002年，p.165。
8《臺灣的原住民邵族》，田哲益，臺原出版，2002年，p.35。
9《日月潭邵族調查報告》，〈邵族的經濟生活〉，李亦園，1996年，南天書局出版，p.58-60。
10《拜公媽--邵族家庭的通婚與繼嗣的民族學意義》，王鈺婷，2002年，p.2。
11《日月潭邵族調查報告》，〈日月潭邵族的宗教〉，唐美軍，1996年，南天書局出版，p.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