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臺灣期間曾多次參與或舉辦博覽會，作為一種帝國統治和宣傳技術。本文以其中一次國際博覽會──1910年日本與英國在倫敦舉辦的日英博覽會（The Japan-British Exhibition），做為討論重點。1910年代日英博覽會顯現出日本帝國試圖躍上世界舞臺與大英帝國或西方強權國家並駕齊驅的野心，並且運作為宣傳日本的文明和現代化的展示櫥窗。因此，日本針對此次博覽會投入的人力、財力和物力，遠超過其他博覽會。日本的展覽委員會總督和田彥次郎（Hikojiro Wada）接受倫敦《泰晤士報》採訪時表示，這次博覽會不但具有商業價值，獲得許多有用的貿易知識，有助於打開許多歐洲新市場；也明顯具有政治和外交作用，增進了東、西方二大文明國家的互相認識和友好關係。

 

24名排灣原住民與2名日本警官出發前往倫敦參加日英博覽會前攝於臺灣。（圖片提供／胡家瑜）

12戶排灣族在倫敦「居住展演」

當時的博覽會場，不但設置有許多日本和英國的工商產業、藝術和文化生活展示館，日本還針對當時其殖民勢力控制的四個地區──臺灣、韓國、關東和南滿，各設置一個展示廳。其中的「臺灣廳」，是由臺灣總督府負責安排展出臺灣代表性產物如茶葉、樟腦、米、糖等，同時還有一些原住民的物質文化標本和模型，以此對比說明日本統治後帶給臺灣的現代化和進步。除了「臺灣廳」的靜態展覽之外，會場另外設有一間將近1,300坪有真人居住展演的「福爾摩沙土著村【註1】」。臺灣總督府與英國博覽會籌辦公司的娛樂部簽約，由日本警察帶著24位南部排灣族人（男21人、女3人），飄洋過海到倫敦會場的土著村居住展演【註2】。根據報紙記載，「福爾摩沙村」是以「臺灣生蕃監督事務局」為中心，周邊有12戶蕃屋，每戶有兩位穿著盛裝的排灣人，從上午11點到下午10點20分左右，一直坐在屋內讓觀眾參觀；參觀者需要花6便士買門票入村觀賞臺灣「土著」村民。由於來自臺灣的「土著」非常活潑，常常喜歡用剛學會的英語向參觀者打招呼，因此很受歡迎，是觀眾人數最多的地方之一【註3】。當時前往英國參加博覽會的24位恆春地區原住民，到倫敦會場居住半年，加上來回海上漫長的旅程顛簸，總計經過一年多時間才回到家鄉。

然而，這一段跨文化遭遇的歷史過程，並未隨著博覽會的結束而煙消雲散。當年臺灣總督府為了博覽會而採集或製作的許多展覽品和商品，展出結束之後並未運回臺灣，而是捐贈給了英國當地不同的博物館和收藏機構。與這一次博覽會相關的不同類型臺灣展覽品，因此流離失散成為不同機構的收藏品，深鎖在異國的庫房中，長達百年的時間幾乎無人問津。直到近十年間，因為臺灣數位典藏計畫的推展，筆者開始進行海外臺灣民族學藏品的調查研究和數位資料建置工作，流離散落在不同博物館的日英博覽會臺灣藏品才被串連起來重新檢視，並且進一步調查彙整補充相關收藏歷史和文化脈絡資料【註4】。

目前可知大英博物館收藏了將近210件當時日英博覽會的臺灣文物，其中絕大部分是原住民織布和服飾、日常生活用具、生產工具和製造工具等文物；包括苧麻織花布塊、珠衣、長衣、短衣、披風、腰帶、帽飾、珠鍊頸飾、煙斗、竹籃、打火具、鹽筒等。根據該館的入藏記錄，這一批臺灣文物是由臺灣總督府的官員T. Kawada和英國娛樂公司Nosawa & Co Broad Sheet Goure所捐贈。另外，牛津大學比德瑞佛斯博物館（Pitt-Rivers Museum, Oxford University）藏有Henry Balfour【註5】捐贈的博覽會臺灣原住民明信片12張；劍橋大學考古人類學博物館（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Cambridge University）也藏有日英博覽會臺灣原住民明信片8張；倫敦皇家植物園（Kew Royal Botanic Gardens）則輾轉取得博覽會展出的臺灣植物纖維製品和商品標本約30件。

12名排灣男子與一名日本官員攝於倫敦日英博覽會。（圖片提供／胡家瑜）

 

參展原住民的觀感表達

日英博覽會籌辦公司娛樂部曾經透過臺灣總督府，安排了24位高士佛等社的排灣族男女，從臺灣到倫敦會場設置的福爾摩沙村居住展演半年。他們在會場活動的身影，被拍攝製成明信片商品販賣。透過目前保留在牛津大學比德瑞佛斯博物館和劍橋大學考古人類學博物館收藏的共20張明信片，我們可以清楚看見1910年參與展出24位原住民當中15人（男13人、女2人）的容貌與名字；包括頭目Tugie Kalowan、Rugayo（Lungaya）、Buchaburi Salangai（Rechabury）、Cavaji Cojun、Jubo Bikap、Bachago Bagaban、Pasagolon Radalan、Api Patogaton、Pasuriba Kojugi、Pitaraji Chokarn、Togachoi Rumuchi、Chaibai Pujajon、Dajibaka Sapai、Tajubakan Sapai、Jajakaru Jalan。明信片中的原住民，都穿著盛裝配戴飾物，男子手持刀、火繩槍或弓，或站、或蹲、或跪在展場現身。在〈博覽會與臺灣原住民──殖民時期的展示政治與「他者」意象〉（胡家瑜，2005）一文提到，當年的報紙出現過一則消息，報導1910年9月3日博覽會場福爾摩沙村舉行的一場排灣婚禮，新娘是21歲的Rungayo，新郎是24歲的Butsuaberi。當時新娘已經懷孕待產；不久之後，新娘在會場產下一名新生兒，命名為“Hitehiro”（就是「英博」的意思）【註6】。巧合的是，當年在會場結婚的二名新人，他們的身影也凝結在牛津和劍橋博物館收藏的明信片中。

至於當年到英國倫敦參加博覽會的臺灣原住民，究竟對於展示安排有什麼想法？從現今留下的日本相關記錄資料來看，大都是正面的。例如，有的記錄提到參展者被問及客遊倫敦的感想時說道：「倫敦市街的壯麗廣闊，工商業品的精巧，機器機關的雄偉，人馬物貨的往來交織頻繁，以及金銀財物的流通可能是臺北的幾十、幾百倍。為什麼臺北蕃務本署的廳舍那麼矮陋，卻沒有改建新的呢？」鈴木作太郎也有資料提及一名Tipo Sarogai的排灣人，返國後在宴會公開致詞說：「未離開這裡之前和到了英國之後，我們的想法完全改變了。我想，在世界上再沒有像我們這麼野蠻的種族了。我們應該立即脫離這些野蠻的習俗。要想脫離這些習慣，當然必須依靠學問的力量。今後，我們會努力地教育子弟逐漸進步到開明的階段。希望以後能夠有人能到英國留學，希望以後我們也能過著和世界上其他人一樣的生活。」（Ishii, 1916:18-19;鈴木作太郎，1932：375）。

但是，當時日本官員或記者的報導，是否能真正反映參加日英博覽會展出原住民的真正心聲？我們可能必須合理的存疑。相較之下，現今部落內部對於一百年前先人曾經到倫敦參加博覽會的記憶並不普遍也不清楚。當年參加博覽會展出的15名原住民人物影像資料雖然保存下來，同時還有個別人物的名字記載，不過經過一百年的時間洗禮，當年的參與者早已過世，而且部落歷經多次遷徙離散；因此，現今僅有少數老人記得曾經聽說祖輩親戚到國外參加展覽的往事，而且大都只有模糊的印象而很難具體敘述細節【註7】。

 

跨國收藏的連結與地方記憶的拼接

受到後現代和後殖民風潮的影響，近來臺灣各個相關研究領域，開始重新思考過去從科學實證角度來處理異文化資料所隱含的問題。當大家重新檢視博物館藏品取得的過程時，發現過去很多藏品資料的調查和採集，經常是在客觀中立的「科學知識發展」或「搶救和保存」名義下進行，刻意地忽略、掩蓋或移轉其中糾纏的權力關係，以及立場和觀點的差異。以收藏和再現異文化器物為主要範疇的民族學博物館，尤其成為當代關注的焦點，以及要求深刻檢討和轉型的對象。民族學藏品疊壓著不同層次的權力矛盾和價值衝突，一方面是因為藏品流動的過程，幾乎都跨越國家或文化的邊界，因此經常涉及強勢權力與地方社會的角力，或是夾雜著文物來源群體的傷痛歷史。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藏品脫離原有社會移動至都會博物館的過程，也是文物資料離散、脈絡訊息失落和價值意義轉變的過程，因此藏品的保存、詮釋和再現，也常成為不同社群或團體間競賽、紛爭和衝突的引發點。

1910年日英博覽會的排灣族「居住展演」，可以反映出臺灣民族學收藏跨國流動的複雜歷史過程、背後交疊潛藏的帝國身影和殖民勢力，以及當代可能賦予的不同作用。檢視這些藏品資料的採集、離散和聚集等動態流動軌跡，可以讓我們更深刻了解文物資料保存的意義、挪用他者圖像的矛盾、再現藏品激發的具體力量、和記憶政治運作的動力等。從其中跨界互動過程可知，現今保存在博物館中的民族學藏品，經歷複雜的生命歷程，現今仍然可以是跨越時空延伸與連結過去的具體材料。這些物質材料，不僅承載著過去的歷史文化訊息，也是當代社會激發和建構過去記憶的媒介。

（本文節錄自〈離散的收藏與拼接的記憶：從臺灣原住民藏品跨國連結的二個例子談起〉，刊載於《博物館與文化》第3期，2012年6月，頁3-28，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教授）

 

註釋

【註1】 會場另外還設有「愛奴村」和「日本民俗村」也都曾運用真人展演的方式。參考Commission of the Japan-British Exhibition,1911。

【註2】 根據臺灣總督府資料顯示，1910年2月下旬，由大島民政長官與日英博覽會餘興部企業集團代表人Julian Hick簽訂了原住民表演合約，內容包括：原住民在指定之場所或建物內向公眾表演生活狀態，但參加舞蹈及各種遊行與否則任原住民之意。原住民自故鄉出發至回鄉之期間，應每日支付日幣1元。承辦者需負擔往返旅費及生活所需。後來總督府派通曉排灣語而暫時停職之警部補石川種象及巡查板倉重太郎帶領高士佛社等8社的21名男性、3名女性，共24名排灣人，啟程赴博覽會會場倫敦；參考（陳金田譯，1998：28；1999：153-156）。

【註3】 參考鈴木作太郎，1932：374；《臺灣日日新報》，1910，9月29-30日；胡家瑜，2005。

【註4】 筆者自2002年起，開始陸續進行英國博物館臺灣民族學調查研究和資料彙整，期間受到英國倫敦大學大學院、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以及國科會數位典藏海外推展暨國際合作網路推動計畫補助研究經費，特此致謝。

【註5】 Henry Balfour是牛津大學比德瑞佛斯博物館的首任研究員，也是早期英國著名人類學家，著有The Evolution of Decorative Art（1893）等書。

【註6】 相關報導見 The London Times,1910,Sep 9;伊能嘉矩，1910：125。

【註7】 筆者曾於2006年將相關影像帶回屏東高士村─高士佛社人現今主要的聚居處，希望耆老們能夠辨識明信片中的人物，回想起過去哪些人去倫敦參與展覽，以及當年參展者的經歷和生活記憶。由於照片人物面貌的辨識，不見得能在短時間內回想起；因此後來這些影像資料留下一份拷貝放在當地部落發展協會，作為後續地方歷史追溯和詮釋運用的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