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1-1937年間，嘉農棒球隊曾經渡海赴日的臺籍球員名單裡，原住民有：上松耕一（陳耕元）、平野保郎（羅保農）、吉川武揚（楊吉川）、東公文（藍德明）、東和一（藍德和）、濱口光也（郭光也）、濱口壯馬（郭壯馬）、真山卯一（拓弘山）等人。自嘉農畢業之後，有一部分原住民球員返回到原生地臺東繼續生活，延續嘉農精神，以臺東農校校長陳耕元為首，為臺東棒球運動發展紮根。

（左至右）游擊手陳耕元、投手吳明捷、捕手藍德和。（圖片提供／蔡武璋）

嘉農球員返鄉成棒運推手

根據《臺東縣史》紀錄，具有卑南族身分的嘉農球員陳耕元（1905-1958）自幼接受了族內嚴格會所制度年齡階層訓練，此一猶如斯巴達式訓練影響他日後求學與工作態度。自1925年至1929年期間，陳耕元就讀臺東公學校，開始接觸棒球運動，因為表現極佳，被推薦進入嘉義農林學校就讀，1931年成為嘉農棒球隊在甲子園亞軍隊伍的一員。1932年自嘉農畢業後，進入日本橫濱商專就讀。1935年返回臺灣後，先後服務嘉義稅務所、嘉義市杉原產業株式會社，而後回到嘉義農林學校擔任體育主任與棒球隊教練。1947年進入臺東農校擔任校長；1958年車禍去世。

蔡武璋（1997）指出，陳耕元擔任農校校長期間，尋求嘉農同時期隊員如郭光也、藍德和等人，成為臺東地區棒球運動的推手。而紀念嘉農甲子園成就的「嘉農盃」棒球賽事，在第三屆返回嘉義舉辦之前，皆先由臺東的嘉農原住民校友舉辦。

黃郁芳等人（2011）指出，雖然臺東農校棒球隊維持數年（1947-1955），但由於球隊運作經費短缺等因素宣告解散；1964至1977年間，嘉農球員以總教練郭光也為中心，組織教練團為藍德和、藍德明、郭壯馬、楊吉川等人以阿美族人為主力的「馬蘭部落棒球隊」，培育小選手以延續嘉農精神。

臺東原住民棒球運動的發展，初期倚賴嘉農球員陳耕元、郭光也等人的推動，以臺東農校棒球隊為基石，成為原住民族群復興的舞台。然而陳耕元的過世，族群復興的任務交棒給阿美族郭光也等人的馬蘭棒球隊持續運作，其後舉辦棒球賽事的名稱，不論是紀念阿美族祖先的「馬漢罕盃」，或傳承嘉農精神的「嘉農盃」，棒球運動的推廣儼然成為一種復興原住民的方式，更使得近代沒落的原住民文化找尋到回歸族群傳統的新契機。

嘉義農林對神奈川商工，先禮後兵。（圖片提供／蔡武璋）

在歷史的交界處語言表達的困境

李政亮（1999:243）指出，棒球在臺東的歷史運作，成為原住民部落或家庭之間的重要連繫。從臺東廳公費保送原住民菁英至嘉義農林學校學習農業技術的歷史驅力開始，甚至東渡日本求學的際遇，日本當局著眼的是：冀望陳耕元等人代表「文明開化」的象徵，棒球改變未來原住民舊習生活方式，以接受帝國治理模式的種子。

但歷史在1945年日、臺之間，重新劃下一道無垠國界，陳耕元等人面對國民政府的重新治理，嘉農球員擁有流利日文的優勢既已不再，他們面對人際溝通當下，內心多半選擇隱藏能夠以日文表達的長才，與曾經為日本人身分的事實。

在官方《臺東縣史》陳耕元個人記傳中有兩段文字值得觀察：首先，陳耕元接任臺東農校辦學精神「開發農校，扶持農村建設，開發山地，培育山地青年」，原住民學生亦獲得政府公費就學的德政【註1】；然而，陳耕元因為長期接受日本教育，常以日語作為生活用語，以致臺灣光復後初期開會往往保持沉默的印象，肇因其國語不流利所致。

曾任關山農會總幹事、1956年畢業的東農校友劉源利（2005：91）接受臺東農工校方訪談時，提及陳耕元的語言困境：

推行國語，是當時的政策，講方言的人，會被記過、罰錢、罰掃廁所。學生不能講方言，可是校長卻是例外。陳耕元校長是留日的，國語還不通，平常盡量少講話，遇到重要集會場合，他只能用日語致詞，由於臺東農校的情況特殊，原住民學生占三分之二以上，而陳耕元是優秀的原住民人才，政府當局默許他講日語。不過，他有在努力學國語，幾年後，也能照著稿子唸國語。

臺東農校校友孫來春（2005：88）亦指出：

當時，政府雖然大力推行國語，但農校情況特殊，日語、原住民語都可以說，包括校長陳耕元、教病蟲害的老師、音樂老師陸森寶等人，上課都用日語。而我們還不會ㄅㄆㄇ，都用日本五十音注音，字典也是用日文、國語對照。其實，這樣一來，對於保存母語卻很有幫助。

胡慧玲（1999：167）側寫敘述臺灣光復後，原住民部落舉辦傳統年祭時，陳耕元雖內心戮力保有原住民文化，卻突兀地以日語向臺東農校學生交談的內容：

沒想到陳校長也來參加老人會的集會，我們幾個農校學生怕被校長發現，還躲躲藏藏，結果校長親臨少年祭活動，前來祝福每一位少年，來到我們農校生前，還用日語說：要認真一點。

許雪姬（1991：178）指出，二二八事件後，國民政府為了推行國語、禁用日語政策，從1947年5月起，臺東縣要求縣境內的公務人員日常會話以國語為原則，絕對禁用日語，但對臺人接洽公務時，可酌用少許的閩南語或日語交談。很明顯地，1947年陳耕元接任臺東農校校長之後，也面臨著國家政策施行與日常生活面對學生或族人在言語溝通的衝突。

鐵腕作風帶隊嚴格

陳守庸（2001：107）指出，平地人在日本殖民社會取得地位已是難事，原住民更是難上加難。唯一例外就是嘉農棒球隊成員，嘉農球員退休後仍與球界保持聯繫，部分直接成為專業球員或教練。

曾任臺東縣長的黃順興（1990：184）揭露其與嘉農球員共同推廣臺東棒運的回憶：

這批與我同時代的棒球老輩都在自己的家鄉當義務教練，繼續培養棒運的人才。我聘為秘書的楊吉川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其他還有馬蘭的郭光也先生等多位，都被我延攬為棒球委員會的教練或顧問【註2】。他們不要薪水，只希望縣府全力支持棒運即心滿意足。他們幹完了自己的農活便整日泡在棒球場訓練後進。

前臺東縣長陳建年（2002）指出：「父親（陳耕元）對棒球非常地狂熱，家裡當宿舍、放球具，學生進進出出，小球員像自己孩子一樣。但他訓練球隊很嚴謹，那種日本精神，練不好的話，棒子拿了就搥下去，我在旁邊看了都會怕，但是這些學生對他仍然相當信服【註3】。」

相同地，臺東農校校友張金龍（2005：95）也提及陳耕元「校長兼教練」的棒球教育風格：「陳校長是棒球專家，下午課外活動時訓練球，親自下場指導，如果表現太差，他會拿球直接往你身上丟。農校的棒球隊，由他一手栽培，非常有名氣。」

嘉農第25屆學生黃長興回憶就讀嘉農三年級時，陳耕元1945年11月回到嘉農訓練球隊的方式與近藤教練一樣嚴格，球員常常累癱於地上，所以球員一個個退出。

陳耕元畢生為臺東運動界作出貢獻，發掘並培養了許多優秀運動員，讓人懷念。1960年羅馬奧運10項銀牌、同為東農校友的「亞洲鐵人」楊傳廣曾夢見陳耕元的身影，他形容：

從臺東返北後，當夜曾做了個夢，夢見陳校長一人在荒野中行走。

嘉農原住民球員真的在臺東找到了他們的「家」嗎？陳耕元、藍德明等人日語能力優劣是日治時期能否立足原住民社群的關鍵。但，1945年後，流利日語與不流利中文的刻板印象卻是球員的絆腳石。

儘管當代臺東棒球運動的盛行，現存史料歸功陳耕元、郭光也等嘉農球員的努力，才能培育紅葉少棒與現今的原住民棒球人才。然而，對於這批嘉農球員而言，他們的甲子園棒球的榮光，並沒有帶給他們其後一生更多的功成名就。

陳耕元無法用語言表達的難處，著實揭露嘉農棒球成就的背後，歷史驅力將這批臺東的嘉農原住民球員的生命經驗，從優勢地位轉變劣勢地位，從社會結構持續遞變生成痛苦經驗的人際關係中，形構交織臺東的嘉農原住民球員生命中動人的離散經驗。

（本文節錄自作者之碩士論文〈離散邊緣的身分形構：以日治時期嘉農棒球隊為例〉）

1931年，嘉農棒球隊榮獲台灣代表權，在圓山球場合照。（圖片提供／蔡武璋）

註釋

【註1】 對於原住民迄今是否仍應繼續享有國家政權施予的恩惠政策，部分學者認定其為一種「福利殖民主義」(Welfare Colonialism)，因為國家體制的權威建立與原住民爭取地位上的自治、乃至於達到自足，這兩者本身是相對立且競爭的：「福利殖民主義」表面上是國家給予原住民在教育、社會、經濟等多面向的扶持、福利與照顧，然而原住民卻容易落入主政者的治理手段，逐步失去追尋原有族群自我權利的精神。參閱瓦歷斯．尤幹，〈體驗臺灣「山胞教育」：臺灣原住民教育體制的一些觀念問題〉，《原住民文化會議論文集》，臺北：文建會，1994，頁191-200。

【註2】 曾任黃順興秘書的魏慶福指出，縣長黃順興為了訓練紅葉少棒，除楊吉川外，另外再聘請郭光也與王成忠兩位出身嘉農的原住民擔任不支薪義務教練，縣長相信他們都是出身嘉農的日治時期棒 球名將而敦聘。魏慶福，《黃順興的小故事》，臺北縣：富迪印刷，2006，頁3。

【註3】 行政院體委會，〈從嘉農到紅葉-臺灣棒球的故事〉，《臺灣世紀體育名人傳：傳奇與榮耀》， 臺北：行政院體育委員會，2002。V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