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  間】2013年5月21日 下午2-5時

【地  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科學院會議廳

【主持人】孫大川（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座談會當時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

【與談人】李毅中（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林昌華（荷蘭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博士候選人）

查  忻（臺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翁佳音（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鍾興華（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局長）

賀安娟（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副教授）

童春發（東華大學副教授）

鄭維中（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孫大川（以下簡稱孫）：原住民的歷史，是臺灣缺一不可的歷史，我們有共同的責任把這部份彌補起來，這場座談會是個好的開始，第一場我們邀請了李毅中老師、林昌華老師、查忻老師，還有最困難的翁佳音老師，他的研究很困難，他講話我們要了解更困難，不過他心情好的時候，我們通通聽得懂（眾人笑）……他是最早研究古荷蘭語的學者。

這次印尼的史料內容相當有趣，我們先聽聽這幾位老師的意見，之後再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努力，我們鼓掌請他們來分享。

 

李毅中：對研究西班牙時期臺灣的我來說，今天再次感受莫大的壓力，面對這麼多荷蘭的學者，把我們趕出了（眾人笑）……荷蘭把西班牙趕出了北臺灣，結果今天我做為一個西班牙的研究者，同樣是一個人面對這麼多位荷蘭學者。

換個角度想，這也說明了早期臺灣史的研究情形。記得以前有吳密察老師、曹永和老師，現在，研究荷蘭時期的學者用兩隻手還數不完，將近十位學者了。西班牙時期臺灣，現在也有三、四個人在做研究。我雖然不是處理荷蘭的檔案，但我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這批檔案是怎麼樣的彌足珍貴，取得是怎麼樣的困難。

從我個人經驗來看，要取得檔案，最困難的部份取決於如何得到館藏者的信任。記得我第一年去西班牙教會時，那是一座小小的教會的檔案館，裡面卻有相當豐富的北臺灣原住民史料。神父按照規定讓我一天只能取3卷檔案出來看，看完之後、時間一到，他就來看我，和我聊一下天，我才知道這位神父也去過臺灣，還吃過鳳梨酥，說鳳梨酥很好。第二年再去，我就帶了鳳梨酥給他，這次他問我要看多少檔案？我問他可以看多少？結果可以看11卷！後來我再問他想吃什麼？他提到了粉圓，我就帶了乾的粉圓來，他大概覺得我是個非常有誠意的人，第三年他說：「來來來，你一定還沒進入到檔案房的庫房，我帶你去參觀！」

我每一年都帶東西去，第五年，他鑰匙打開後，「你自己想看什麼就自己拿」，所以我進去拼命用數位相機拍。可是啊，花無百日好，第六年我照樣帶禮物去，檔案室神父卻換人了，所以一切又恢復到歸零，一天3卷。

  這個檔案館，雖然檔案就在裡頭，但若沒有花很多時間去培養交情，要取得檔案是非常困難的。孫主委、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還有學者們能夠取得這麼珍貴的資料，這絕對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不是說我去申請就可以拿到，還要花很多的時間和耐心，一點一點慢慢磨出別人對你的信任。

另外我想補充一下西班牙史料的部分。西班牙人自1565年起進入菲律賓，他們是從太平洋這邊過來的，廣義而言，與南島語族接觸最多的是西班牙人，約300多年的時間。他們留下了很多的手繪圖稿，例如基隆原住民賣魚、淡水原住民拿著雞頭的景象，不止這些，他們也畫了整個東南亞群島、就是今天南太平洋上這些國家的原住民，我們可以透過圖畫去想像。

如果將視野放到整個南島語族，臺灣極有可能在世界人文的研究脈絡中，拓展出新的成果。將荷蘭、西班牙文的史料都收羅齊備了之後，再配合臺灣既有史料，我們可以拉近、放大一點去看，例如一直很難探討的蘭嶼與巴丹島（Batan）之間的關係。臺灣與巴丹島之間為什麼叫巴士海峽（Bashi Channel）？因為巴丹島人喝「巴士」，一種甘蔗酒。英國人譯為Bashi，而西班牙人譯為Batan，兩種不同的語言重疊了；結果最後巴丹島是西班牙的，巴士海峽是英國的。

西班牙時期，北淡水也有噶瑪蘭族的相關語錄，1642年由神父所寫，1692年時才被找到，後來又找不到，為什麼呢？因為神父們常把文件混合重新裝訂，放入其他文件，歸檔的人不知道，就歸到其他案件裡頭去了。如果原民會有興趣，可以再將這些失落的噶瑪蘭語錄材料收集起來，也許透過數位化的工程，把所有南島語系，不管是關島、還是馬利安納群島，全部數位化帶回臺灣，將來臺灣就可成為南島研究的重鎮。以上是我的看法，謝謝。

 

孫：謝謝毅中的分享。的確，臺灣實在不應該在南島研究上落後，有好多朋友都覺得很奇怪，明明臺灣原住民都是南島族群，要南進，但想的不應該只是經濟；原住民在南太平洋怎麼航海的？那麼長的歷史，累積了什麼？對這方面的探討反而還不夠。在這個地方努力，將來臺灣真的可以成為南島研究的重鎮。接下來請林昌華老師分享。

 

林昌華：孫主委、各位學者大家好。我是在2002年接收這筆資料，那年印尼檔案館發現了這筆資料，寄到荷蘭，我正好在荷蘭大學唸書。

目前研究荷蘭時期臺灣可用的史料，包括：1903年甘為霖牧師翻譯的《荷蘭統治下的臺灣》；華武?（巴布薩）語的《教理問答》；1939年臺北帝國大學教授淺井惠倫復刻重印的《基督教信條集》（‘t Formulier des Christendoms），它是荷蘭文和西拉雅文對照；村上直次郎編譯的西拉雅詞彙《新港文書》，將原本的西拉雅族詞彙結構，改以字母順序來安排；還有1839年翻譯的《法波蘭辭典》，以及大衛萊特（David Wright）和達波（Dapper）關於17世紀西拉雅風俗習慣的紀錄。此外，臺灣大學圖書館、國立臺灣圖書館中和分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吳三連臺灣史料中心，也藏有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史料微卷；荷蘭時期臺灣史的原始手稿我們幾乎都可以找得到。

從這個角度來看，2002年在印尼雅加達發現的這批史料，數量上並不算多，但如果將這些新史料配合著既有史料，就可以發揮相當好的補充功能。先前我們知道，荷蘭人在西拉雅和華武?（巴布薩）族的所在地設有教會，因此就可以了解這二族的部份情形；但是荷蘭人派往基隆、淡水向巴賽族傳教的情況，則是因為這批史料才能了解，由此可見它的歷史價值。過去所整理出版的教會史料，是荷蘭學者在阿姆斯特丹和海牙檔案館過濾、蒐集之後的結果。2002年出現的新史料，則是完整且集中的資料，這是非常難得的，對研究教會歷史有極大幫助。

日治時期，臺北帝國大學的學者村上直次郎曾前往巴達維亞尋找教會史料，但是只找到零星的1、2篇，所以這樣整批出現的史料集意義更為深遠。另外，從書信往來的對象，我們可以了解當時臺灣和歐洲、東印度之間往來的情況。提醒我們當時臺灣是歐亞網絡環節一個重要的據點，這是了解17世紀臺灣歷史的重要觀點。

如果進一步從聯繫網絡的角度看，可以簡單分成歐亞關係及亞洲各個據點之間的關係，目前比較多研究專注在歐亞關係，至於亞洲各國的關係，多集中在中國和日本的貿易。臺灣與東南亞尚屬一個值得研究的領域。因為當時來到臺灣的傳教師大部分有待在東南亞國家的經驗，這個經驗是否影響他們對臺灣原住民的認知，譬如在華武?（巴布薩）地區服務的花德烈牧師（Jacobus Vertrecht）來臺以前曾在生產肉豆蔻的班達島（Banda Islands）服務一段時間，他的經驗是否影響在臺灣的工作，值得研究。
就建構臺灣神學的意義面而言，因為荷蘭傳道人的努力，不僅讓我們了解17世紀臺灣社會的族群關係與風俗習慣，也了解基督教信仰與當時臺灣社會對話的過程與結果，這種經驗正是建構臺灣神學的基礎，也是一個信仰尋根的歷程。所以這批史料，不僅對教會的歷史來講是很重要的意義，對臺灣的整體歷史而言也很有意義；不僅要從臺灣看這批史料，也要把它放在整個歐亞關係和亞洲關係的架構中來看，這是我簡單的分享。

 

孫：謝謝林昌華老師的分享。目前臺灣的原住民約90％信主，顯然基督信仰在臺灣深耕很久，也影響很大。直到現在，臺灣很多政治方面的改革，也常有教會的支持。我以前在比利時曾經到過巴黎外方傳教會，他們派遣了許多神父到花蓮來傳教，也去過臺東白冷外方傳教會。外方有非常多的書信，但書信有葡萄牙文、拉丁文、法文、德文，裡面一定有很多臺灣的資料，我們應該要努方去收集教會的資料，但是也不太容易，裡面有非常複雜的教會政治，這也是將來要突破的事情。接下來請查忻老師來分享。

 

查忻：很榮幸有機會參與座談，特別是有機會看到這些檔案，當初看到檔案副本時，我就有點不滿足，想說是不是可能進去印尼檔案館，看看還有沒有其他的資料？剛好參與到昌華老師的計畫，才有機會在2004年到印尼去。

要進入他們的檔案館，手續非常繁複。印尼是落地簽證，若拿普通簽證到檔案館，檔案員會跟你說對不起，你拿的不是研究簽證，我不能給你看檔案。要能使用檔案，唯一方式是透過他們的國科會去申請研究簽證，通常如果完全沒有印尼的背景就沒有機會，但那時很幸運，荷蘭國家檔案館與印尼國家檔案館已經有合作，荷蘭檔案員都在裡面進進出出了，就帶我從後面繞進去。

這次複製回來的資料已經是完全整理好的，可以公開使用。另外一部份是和臺灣有關的檔案，他們還在整理，雖和臺灣有關，但大多數在說荷蘭人的事情，所以就沒帶回來，有機會還是希望把資料帶回。

  單從檔案收集的角度來看，我相信這是一個開始。因為檔案館當中，像這樣成份的、一份一份的、完完全全在講臺灣的史料，真的是絕無僅有、百中得一的。據我了解，其實有很多零星的資料還散落在其他檔案中，我們得花一番功夫去把它找出來。如果我們可以雄心壯志一點，通通把它數位化帶回臺灣更好。接下來，用扎根的方式長期培養人才，不論原、漢，總之培養更多的人，願意投身在裡面，可能是一年的時間在檔案館中工作，用這種大海撈針的方式。

當然，像毅中老師講的，不單只是做臺灣，而是從整個南島語族或東南亞研究這樣廣泛的角度來收集。歐洲有很多學者在做，日本也長期派學者在印尼檔案館，但是臺灣的學者老實講並沒有，這次是一個契機，將來可以透過原民會去跟他們合作，多派些人出去，對我們自己的研究絕對是有幫助的，我就先說到這裡。

 

孫：謝謝查忻老師的分享，原民會希望將來可以做這個橋樑，我們會繼續挖掘。接下來我們請翁佳音老師來分享。

 

翁佳音：各位午安，二位老師做了詳細的報告，我們今天是重新曝光，曝光的男女主角分別是西拉雅和彰化的華武?（巴布薩）原住民，西拉雅、華武?也是原住民嘛，希望國家可以早一點認定。

這批資料基本上和教會有關，我本身是教徒，這四、五年來比較少上教會，但今天既然這麼多人來，我想說我唯一遺憾的是我們這些「老蕃仔」，包括童春發老師，很多資料是不是我們原住民比較不願意參與進來解釋？希望這些資料編輯出來後，我們原住民要加入討論，這是很嚴肅的問題。

很多資料裡面，我們可以看到，例如排灣族被荷蘭人關了幾年之後，葡萄牙話說的很好，但這個排灣族到底是哪裡的排灣族？這牽涉到原住民的遷移史，原住民加進來討論，在解讀上會有很大的幫助。例如我們講虎尾?（Favorlang，或稱華武?語），你看起來不知道這是哪裡，但看地圖就知是虎尾，就像我們那裡的人講話有一個虎尾腔。那麼這些排灣族是從哪裡來？之後又到哪裡去了？我們也是要去看資料，才知道荷蘭人把他們稱為「巴述娃」；另外還看到有泰雅族，我不知道，我是說……類似這樣的，是不是我們原住民朋友也加進來討論？或許我們看到這些資料的時候，能夠還原出他是在講什麼話、這是在哪裡。很多荷蘭人會寫說我走了幾公里、看到哪一條溪，那我們也笨笨的就跟著走，那很多地方都是講原住民的話，我一個人沒辦法全部都通，還要靠各族來參與，這樣子互動式的解讀，相信會很有意義。

也希望各位有興趣的人，當你看到這種語言，很像你的語言時，你就要參與進來，我們原住民本身要自我救濟，不能只靠學者研究，這是我長期以來的經驗。

 

孫：翁老師講到了一個關鍵：不管是日治、還是荷蘭文獻，原住民本身應該要有所察覺，也應該要更努力參與進來討論。我媽媽今年100歲，我父母那一代用了50年的時間消化日語，我的表哥80歲了，日語講得非常好，我從小認識這些現在60歲以上的長者，都能說的一口好日語。可是1945年國民政府來臺後，他們好不容易吸收、消化的第一個「國語」（日語）被迫歸零。我是1953年出生，又從ㄅㄆㄇㄈ開始學這第二個「國語」。我從小看日本電影長大，沒學過一天日語，但我的日文不須透過翻譯，都聽得懂；其實日語在當時是一種無形資產，所以我們可以跟漢人對話、跟日本人對話、跟現代性對話；但當時並不鼓勵使用日語。

臺灣到了民國60、70年代，才開始正視日本在臺50年間所留下的歷史資產。那時候我們讀臺大的，留學通通送到美國去，那時候我想，如果我的表哥和上一代沒有這樣的壓力，如果能鼓勵他們去日本讀博士回來，現在原住民的發展應該是很好的；我們真的沒有那麼笨，我的哥哥、姐姐也都唸了臺大、師大，但沒有辦法繼續發展，我表舅跟高一生是臺南師範大學同屆，我還看過他們二個人的合照，但結果高一生被槍斃了、表舅變成了酒鬼，因為他只會講日語、卑南語，其他都不會，再怎麼聰明，語言掌握不住，一樣是枉然。怎麼尊重歷史留下來的語言，以及尊重所有文獻和經驗，是很重要的。

剛才翁老師說我們都沒有跟上，的確我們跟不上；1991年我開始辦《山海文化雜誌》的時候，根本找不到能寫文章的同胞，那時，我鼓勵同胞用族語，但也沒有族語拼音，而且這些人也不太會講，會講的都是老人家。如果用中文，有人會說我們漢化太深；如果我們再不講，臺灣原住民的文學史，漢人不寫、原住民自己也不寫，大家都不寫，如何是好？原住民的人才，這些有聰明才智的人歷經世代推演，被政治決定了文化跟語言，甚至是研究的發展……。當時我們好不容易把雜誌編了出來，根本也沒有想到後來我們的同胞竟有那麼大的創作量。他們其實很渴望說話，很想讓各位了解我們自己的感受。

這一、二年，我們一直跟教育部、外交部、原委會溝通，希望調整預算分配比例，把硬體建設留給漢人做，讓我們能有多一點預算來從事原住民的教育文化工作；過去約有2/3預算是編列在硬體建設上。我們很希望能夠湊一點點錢出來，支持六年文獻的翻譯計畫、推動部落學校，我們很希望能夠送一些年輕的原住民學生去荷蘭、去菲律賓、去印尼、去南太平洋，培養能說泰國話、印尼話、西班牙話、馬來西亞話的人才；原住民在人格和文化系統上，受到了太大的影響，斷裂的痕跡很深，所以應該給原住民一個機會，盡快推動這些培育人才的工作，讓我們臺灣在南太平洋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第一階段的座談先告一段落，先稍事休息，接下來我們繼續進行第二場座談。

 

鍾興華：剛剛主委是語重心長、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我想，主委對於原住民史料文獻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也要感謝林昌華牧師、查忻教授和賀安娟老師，從這三卷673頁的資料裡面，翻譯了部分出來。

這份史料是印尼「希拉拉喜中心」（Silalahi Center）創辦人、希拉拉喜將軍，在2011年透過外交部的協助來到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拜訪，當時交流以後，才發現印尼原住民與臺灣排灣族的語言非常相像，例如數字的發音，從一到十，有七個發音幾乎一樣，他們的「道路」和「下雨」的發音也和排灣族語一樣，感到很親切。第二年，孫主委就帶領我們前往印尼拜訪，印尼也相當禮遇，還讓印尼國家檔案館館長與副館長，帶我們到檔案館裡面參觀，從而發現到這份史料。這半年來透過他們的協助，把它們數位化送給了我們，也授權讓我們翻譯、整理；整個過程雖然很辛苦，但是我們希望透過文獻建立臺灣歷史縱深的回顧，一方面也可以證明原住民在臺灣歷史上的價值。

我們也與希拉拉喜中心簽下合作備忘錄，不管是文獻的交流、文物的交流、人才的交流，都有特別提到。希望透過這部份合作，將來能繼續往前走，透過外交部的協助，能把這個事情做的更好。

 

孫：我們在2011年成立了一個「臺灣太平洋研究協會」，在臺大有一個「臺灣太平洋研究中心」。希望這樣的學術社群能很快的整合，我也和康培德老師說過，是不是能成立一個荷蘭文獻協會，讓大家能夠串聯起來，大家就比較好分工、可以一起努力。太平洋研究協會和太平洋研究中心在網站上面都可以看到，歡迎大家去參與。接下來第二階段，先請童老師分享。

 

童春發：主委、各位老師及在座的朋友大家好。首先我要謝謝前面幾位老師，他們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讓沉睡了350年的文獻重新被發掘，被看見。這件事情對我來說，好像是找到一棵老樹，而它的根還沒有腐爛。最近，研究荷蘭的學者們紛紛投入翻譯，我們非常慶幸，好像看到了那棵老樹還在抽芽！但我們應該思考，這個發芽要如何去孕育、讓它繼續成長茁壯。主辦單位給了我幾個題目，接下來我就一一分享我的想法。

首先是，在印尼發現的17世紀荷蘭文獻，對我們有什麼樣的啟示？我自己除了很感動外，我覺得在這過程當中，檔案館的館員是關鍵。不久前，我們因南王教會的歷史，去了蘇格蘭一趟，也深深感受到館員跟你如果一點關係都沒有，你休想進去。但如果你給予十分的尊重，事前的準備很充足、也很清楚你的目的，他便會開啟那扇門。這次原民會成功與印尼國家檔案館建立起這份關係，我想是殊為難得的，如何珍惜這份關係，更是重要。

其實和原住民有關的，無論是殖民時代，或是邦交國，或是現代的經貿關係，有多少的資料檔案可以藉這些關係來取得與運用？我想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方向。不久前我們因教育部計畫，有機會到歐洲與研究臺灣的學者對話，去了捷克、法國、瑞士……最後到了荷蘭的萊登大學，他們都不約而同提到，歐洲國家很早就在研究臺灣的原住民，有個人的研究、還有一些研究機構。尤其是早期的原住民。因此他們強烈建議我們不要忽略個人學者，如果能和他們取得連繫，他們會提供相關的資料。

無論是館藏單位、研究機構、個人學者，都應該和他們建立並保持關係。當然，從17世紀的資料看來，整個宗教的發展，隨著荷蘭、西班牙殖民地的發展，我們都已經看到了宗教和政治的結合，而所延伸出來的這些紀錄，跟我們要建構原住民的歷史，絕對有正面的連結關係，因此任何一點點的資料，都可能成為研究線索，來建構出對臺灣原住民更完整的認知。宗教團體對我們來說也很重要，這次我們訪問了幾間學校，也可以找到一些資料。

基於這個基礎，我們可以更大膽推測，在其他的國家也會有沉睡著的檔案，特別在二次大戰時，荷蘭是不是有把其他的檔案存放於英國或其他地方？這裡確實就是要公部門努力或是整合資源，讓我們用最有限的經費投入這些重要的研究中。

第二是這批資料，對於臺灣史及史學提供了什麼新發現與新見解？我用「考古」這個概念來說不曉得適不適當，因為老師們都在檔案室裡做考古，發現一點點亮光，就很興奮。我相信考古應該是很好，可以發掘我們和鄰國、東南亞這些族群，到底有哪些歷史淵源。這樣的區域研究，日本做的很多。所以不要單純只做臺灣的研究，一定要做區域研究。你是研究荷蘭的，就跟印尼的一起來研究；你要看日本，就要把與日本有關的鄰國一起做，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如何整合研究區域歷史跟族群關係是很重要的。

第三，這批17世紀荷蘭文獻帶給臺灣原住民歷史研究何種新的視野？我這裡有這一期的《臺灣學研究》，我們看到臺灣最早和外界接觸的原住民圖片，這代表什麼？臺灣最早的對外關係，是從原住民這一個族群開始的。排灣族的文化、服飾，那些美麗的圖案是從哪裡來？我猜測荷蘭、西班牙的將軍或權威人士，與這些服飾圖騰應有關聯。

我們也充分看到原住民宗教發展的歷史。今天展示的這批資料當中，非常有意思的，有一個《教理問答》的問句，他說：「你們祖先說有許多神，這是真的嗎？」「答：我們的祖先錯了。」接著又問：「但是豬肉、檳榔、蒸熟的米飯和其他物品，祂不接受嗎？」接下來的回答是「如果真的需要這些物品，祂自然會取去。」很原住民的回答。對呀！如果上帝要拿走就拿走，我們不須用祭拜的方式，你看這些資料，非常寶貝。我們可以在語言當中找到很多早期荷蘭改革基督宗教的例子，從一個以荷蘭為主體的宣教關懷，到以人本為主的神學觀的改變。荷蘭的神學就是這樣的演變，到臺灣來的宣教士、牧師們，他們跳脫了這個改革中的信仰，帶著人本的神學來到臺灣，他們做語言、做文化，這就是最早的神學概念。鄉土的、本土的概念，在這裡可以找到。

第四，未來原住民文獻的徵集與研究，可以開創出那些新的議題與作法？我想，以原住民為主體，是個全面的概念，所以任何的蛛絲馬跡、片段的歷史資料，都是至關重要的。舉凡政治、文化、經濟、宗教、法規與制約、習慣、通婚、語言、工藝及生活實證這些都可以徵集。可以和國科會或者基金會合作，爭取一些資源，讓我們的學者、博士生，去各個國家做研究。

 

孫：謝謝童老師的分享，接下來我們請賀安娟老師來為我們分享。

 

賀安娟：各位老師、同學們大家好，我今天要分享我個人研究17世紀荷蘭文獻的觀點。這幾年我研究的重心主要是傳教會和教會文獻的決議錄、手稿等等，其中描寫到荷蘭人在臺灣看到的情形。

當時荷蘭新教和基督教都是用拉丁文紀錄荷蘭人的行為和日常生活方式，他們固定每三個月就會去訪問並紀錄原住民的事情，比如說到學校、到教會，往南部和往北部的都有。另外也紀錄了荷蘭人的經商和遷移過程，包含住在島內的、返回荷蘭的，去巴達維亞跟其他地方的，身分除了牧師，也有老師、傳教師、南方傳師跟東印度公司的職員，我的研究大部分討論到這個部分，所以會著重參考荷蘭方面的研究。

我們也開始研究17世紀荷蘭人、西班牙人、漢人來臺灣的紀錄。曹永和老師的研究提供了我們參考的架構，不過曹老師的研究沒有連結到荷蘭人在臺灣的情形。

我們研究臺灣史，是希望了解17世紀荷蘭人眼中的臺灣。我們也以更深入的方式來了解臺灣原住民的事情，例如他們和荷蘭人往來的過程；荷蘭人來到臺灣以前，荷蘭東印度公司已經到過東南亞及其他地方，所以他們是帶著對東南亞諸島的理解和經驗，進入了臺灣。17世紀荷蘭的資料對於了解當時的臺灣情形的確能有更多的幫助，我們也非常同意並且樂見人才的培育工作開始進行，用五年、六年時間培養其實都還不夠，應該要有更長遠的規劃。以上是我的分享。

 

孫：謝謝賀老師的分享，臺灣史研究的重點還有更多新方向，這批資料可以讓我們更了解荷蘭人所做的工作。當中還有一些神話紀錄，那時候荷蘭人所看到的，很可能有神話的起源，我們可以看看有沒有再詮釋的問題，這讓我們有了開闊與嶄新的視野去了解臺灣、原住民、太平洋地區的歷史，請大家繼續努力。接下來請維中分享。

 

鄭維中：感謝主辦單邀請參與今天的盛會。說起我做的研究，和原住民的歷史稍遠一些，所以我就從旁觀者的角度，談談原住民文獻的研究與運用。

原住民因為缺乏文字記載史料的緣故，西洋人在臺灣所遺留下來的有關原住民的紀錄，就成為現在歷史學者研究時，所運用的實質基礎。在史料徵集上，過去有些平埔族原住民相關資料，曾經由臺灣順益博物館及包樂史老師共同合作，將荷蘭東印度公司留下的大概3萬多篇史料，逐步的摘錄下來，譯成英文出版。前幾年已全面出版，中譯也在進行當中，名為《邂逅福爾摩沙》。

這些史料的選錄工作不是像看報、剪貼那麼的容易，恰好相反，因為荷蘭文的原始檔案不容易閱讀，且數量太過龐大，對一個學者來說，如果每天選錄這些東西很可能會活不下去，因為你要去整理很多很多的研究成果，除非是有經濟的支持、有研究計畫，和歷史的機緣。

這些檔案僅簡單標註著「從臺灣來的信、幾月幾號」，因此無法判斷內容，除非把它迅速的瀏覽過一次，看看是否與原住民有關。判斷以後、抄寫下來、把它標點，標點以後，這裡面有些是縮寫、有些是譯寫，因為當時拼法比較固定，這些拼字在打字校對時都要逐一確定……這些工作實在非常繁瑣，臺灣自己不是做不到，參與後一定可以做到，不過因為荷蘭語本來就不是臺灣的母語，如果自己進行的話可能會事倍功半，說起來是這個樣子。

另外還有一點，以我自己的經驗，如果是做我們自己的史料，感情會涉入太多，就會懷疑到底為什麼會留下來這樣一個資料？選取資料的標準就會受到影響，這些都影響到史料編撰的效率。印尼獨立以後，印尼和荷蘭會有很大的情感問題，因為印尼不希望荷蘭人再去干涉他們的國家，相對來說荷蘭和臺灣的關係就結束的比較早，18世紀後已無關連，所以他回頭來幫你抄臺灣的檔案，相對來說情感的問題沒有那麼糾結。

這個出版工作從1999年、2000年開始，一直進行到現在，靜悄悄的在進行。這套史料為什麼會這麼珍貴？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包樂史教授在做這個摘錄史料的工作時，同時也在進行日本荷蘭商館資料，30年的進行時間都差不多，是同一個團隊在做，意思就是說我們摘出的、翻譯出來的史料品質與日本荷蘭商館出版的至少是一樣的。日本出版的荷蘭商館資料是沒有荷蘭文的。為什麼日本捨棄荷蘭文？只有一個原因，日本有查對使用的能力，他們的國家出得起錢，讓他們的學者飛過去，國家出得起錢，把所有日本荷蘭商館的資料買回去。可是和臺灣相關的資料散落在荷蘭資料裡，不是一整套，是要用摘錄的，你沒有連著荷蘭文一起出版的話，對臺灣學者來講，要回去找這些資料非常辛苦。這等於是荷蘭人幫你做的事情，已經把臺灣原住民史奠下了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再講到為什麼要和荷蘭文一起出版？因為在翻譯的時候，沒有兩種語言是可以彼此完全翻譯過去的，翻譯後一定會有一些資料不見，當你開始使用史料來組成歷史論述，會發現自己解讀的角度與當初翻譯者的角度不一樣。例如說給平埔族藤杖和袍子，藤杖就是一根杖嗎？袍子就是一件衣服嗎？這個東西放在儀式的過程當中，是一把權杖與禮袍，但在翻譯的時候不能翻成「權杖與禮袍」，因為他寫的就是藤杖和袍子，所以你要翻成藤杖和袍子。如果你要去組織這個歷史敘述，你就要回去找原文，才有辦法把這個意義詮釋出來，這件事告訴我們，你在使用這些文獻時就要多角度的去研究它，不能說它是這個樣子那就是這個樣子，你一定要用其他的角度進去看，要讓它有多角度研究的可能性，最好是要有英文翻譯的版本，為什麼這樣？為什麼當初不翻成原住民語？不把他翻成漢文？因為英文是全世界最廣泛使用的語言，你只要出英文的譯本，懂英文的人就能夠接觸到這一套史料，等於是大家能夠使用，而不限於漢人、原住民。

這些乍看之下可能不是很合理的事情，莫名其妙就去編撰荷蘭史、莫名其妙翻譯成英文，你把這件事放大100年、200年以長遠的眼光來看，就會發現這個做法非常合理。

至於研究的部份，因為這些史料都是荷蘭人紀錄的，大部份是談荷蘭人與原住民的關係；荷蘭人直接去接觸原住民，才能知道當時原住民真正的想法。舉個例子來說，我們現在看新聞都看監視器或行車記錄器拍下來的畫面，可是你光看監視器拍的東西，也不能夠判斷他是怎麼樣的情形。例如便利商店監視器看到一個人把東西拿出去，他是把東西偷走了？還是把結了帳的東西帶出去？若你沒有監視器以外的脈絡，沒有第二支、第三支監視器，如果警察沒去問他，如果你今天沒有其他更多觀看的角度，那麼就沒有辦法知道當時確實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套史料，就是荷蘭的監視器架在那裡。當你拿到了這套錄影帶，要怎麼去了解這些錄影帶錄到的內容？這是我們自己要去做的事情。如果我們希望從當時原住民的角度來看整件事情，就要了解原住民的文化體系。也就是說，這套研究的史料，不能光靠歷史學者本身，而歷史學者本身也不能光靠以前文獻定理的研究方式，還要靠別的學科來輔助，比如說康培德老師研究人文地理學，就是試著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史料。

一位學者本身專業養成不易，要有各式各樣專業知識更加困難，最好的辦法是一起討論，提供專業見解，印尼、菲律賓不是沒有學者，他們也有知名學者，如果能夠吸引他們來幫助我們做研究，那我們的進展就會很快。目前英語還是比較實用的溝通平台，但如果臺灣學者受過印尼語的訓練，馬上就可以把他們累積的經驗拿來做參考，這麼一來，比起英文又來得更直接有效率。因此語言的訓練是一個重要基礎，要長期的培養人才，受過完整的培訓以後，要給他們適當的職位能繼續研究，這也是臺灣一個滿大的問題。在政策上要去保障研究原住民史的這個位置，他們才能持續去發展。

最後是史料運用的問題，對於歷史學者來說，史料是研究基礎，沒有史料就沒有歷史研究，不過這就是歷史學者的範圍。原住民有自己口傳的歷史，也有對歷史的一套認識方式，歷史學家可以將他們的認知，當作一個參照指標。歷史學家所建構的原住民歷史，是要幫助原住民去自足的發展他的歷史，以這個方向為主來進行對話，這樣的對話可以納入臺灣島史的框架裡面，因為臺灣史很難談，而臺灣島史是目前最寬的一個框架，既然臺灣史還不能取得共識，我們不妨先暫時把他擱放到臺灣島史的裡面，把人、地、時三個座標整合起來，為什麼要這麼做呢？我們也是在等待後繼之人，未來下一代還需要我們前面的人幫他們建構，好讓他們能夠去選擇臺灣未來的命運。

 

孫：謝謝維中的分享，面向也很寬，原住民的介入及人才培養，的的確確這是我們一直都知道的，但卻不曉得怎麼做。臺灣的教育改革就越來越奇怪，我現在也不知道我的學術專業在那裡？山海雜誌社成立後，日本的學者來我們的辦公室，每一年寒暑假都來，帶著他們的研究，不止到我們這裡，也去原住民作家的家裡住上二三天，喝他們的酒、變成了好朋友，從1993年一直到現在都沒有斷過。我們那邊卻很少有漢人的學者進去。

以前想要開原住民文獻學的導論，我怎麼樣都找不到課本，怎麼辦呢？只好找日本學者，日本學者在十年前用了一本臺灣原住民研究的書，做了分類摘要、還有重點提要，厚厚的一本，我們是一本都沒有，我最近請詹素娟老師幫忙。

其實剛才維中所提的，特別是在學術界真的是很要緊，但好像整個教育政策和資源的支持都遠遠不夠。還有原住民的歷史意識，我母親讀了四年的日語，她的卑南族意識與歷史意識和我們很不一樣，我們是靠文獻和一大堆資料，靠歌謠、靠著祭儀的進行，還有祖先們所留傳下來的神話傳說，靠記憶去串聯，每次與她談原住民的事和卑南族的事，她都回答我說不要和我談卑南族，你的卑南族和我的卑南族不一樣！所以，我一直覺得我們對歷史本身的理解也要有一個反省，什麼叫歷史？什麼是歷史意識？像我母親從小就記得隔壁那條河叫什麼名字，知道自己的部落是如何遷移，也很清楚一座山的山頂叫什麼、山腰叫什麼、山腳叫什麼，我們每一塊地都有名字，海也是。她的歷史知識和我們所知道的好像一樣，但又不太相同，比我們還細膩。所以將來，我們從理論或者是從文獻建構起的歷史意識，可能來自於生活本身，來自於口傳，來自於很多生活經驗、記憶的累積……我們大概都需要去對歷史本身有更大的對話，我始終是歷史哲學的困擾者。我很困惑，意思是什麼？對於這些特別敏感。我母親很難理解一個人對她說我們沒有錢買菜。菜還要買嗎？到處都可以採菜呀，什麼菜可以採、吃了不會被毒死，她們都知道，我們反倒是什麼都不會了，我們一直生活在第二自然，在這個框架、知識裡面，我們對存在於周邊的知識與認識，都變成了零。我們和自然之間的對話，可能也是歷史意識的另一種樣態。剛才維中談了很多，讓我感觸很多，以後還要和他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