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annes Nomsz.著，王文萱中譯，陳瑢真導讀，翁佳音校注：《福爾摩沙圍城悲劇》，2013。（圖片提供╱前衛出版社）

本篇劇作主要轉譯自日治時代山岸祐一的翻譯：〈悲劇  臺灣?攻圍〉。譯文前後刊載於《臺灣時報》（月刊）1933年（昭和8年）年1月號，頁149-167；2月號，頁138-157；3月號，頁178-201；4月號，頁154-179，以及5月號，頁127-143。日文譯者山岸氏的生平，目前資料不是很詳細，由《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註1】，得知他曾任教臺北高等商業學校（臺灣大學管理學院前身），自1935年起擔任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以及外務部的特約人員（囑托）、日本荷蘭大使館顧問等職，為當時荷蘭印度殖民地政治、經濟方面的專家。

劇作原為荷蘭文，是以韻體文書寫，但日譯及中譯由於某些因素，並未採取這種文體，而側重於意譯，旨在讓讀者易於閱讀與瞭解劇情大要。中譯本出版前，亦參考荷蘭原文，稍做調整與潤色。當然，編譯與校註者仍有學力不足之處，譯文難免有因理解差錯與誤譯的情形，敬祈方家不吝叱正，俾便日後訂正。

根據原文作者Johannes Nomsz.的導言，以及譯文導讀所述，此篇劇作展演之歷史事件與主要角色，大抵都有所本，然亦有虛構成分，用以增加劇情的張力。編譯者除了於導讀中指出作者所根據的文獻，以及對出場人物的背景作一扼要介紹外，劇作正文中，亦再就一般讀者不熟悉之史事或人物進行簡易註解，使讀者更能輕鬆閱讀。中譯本之後，也附上原荷蘭文，供有興趣或想進一步研究的讀者自行翻閱核對。

底下，趁校註之餘，個人以歷史研究者的立場，約略說明劇中所採用的漢譯人名原由，順續講些1661年戲裡戲外的重要史事，用以提醒讀者在閱讀劇本時，可以思索的幾個有關歷史記憶再生產的問題。

外文漢譯，虛實以見其趣

在導讀與註解中，已交代劇作家Nomsz.筆下的人物與劇情是有所本，也有所捏造。日治時期日譯文一刊出後，便有人為文討論、釐清事實與虛構，讀者可一併參考。【註2】

既然劇情虛實參雜，例如臺灣末代長官揆一，劇作者所參考的文獻亦作Cojet，他偏偏寫成Cajet，因此本書在中譯時，也採用文學活潑方式處理，戲譯為「睽一」。同樣，Petel是鼎鼎大名的大隊長Thomas Pedel，中方史料作「拔鬼仔（poa?t-kúi-á）」，本書正經八百重新音譯成「裴德」，不用傳統文獻譯名，則有實中見虛的意味。

明清時代翻譯外國番仔名字，通常有一定音韻邏輯，如長官揆一，閩南語音Kúi-it；巴城總督Joan Maetsuijcker，文獻作「油煩嗎綏極」，也是閩南音Iû-hôan Ma-sui-ke?k。清代文獻說1664年（康熙2年）荷蘭國遣出海王（Balthasar Bort）率領船艦來福建沿海共同撲滅明鄭叛亂集團，同時也派老磨軍士丹鎮、巴連衛林等去中國朝貢。【註3】「出海王」，是閩南語，與「海賊王」同義；老磨軍士丹鎮（Nó- b? Kun- s?- tan- tìn），就是商務員Constantin Nobel；巴連衛林（Pa-liân ?e-lîm），即是大隊長T. Pedel另一個當通譯的兒子Willem Pedel。【註4】照這樣的邏輯，傳統「拔鬼仔」譯名，老實說，音義真的很難理解，也許是近音漢字「拔兜仔」（peh-tau-á，或 poa?t-tau-á）之誤植。因此，本書中譯就不採用這個有疑義之名。

其次是劇中鄭成功所派遣的勸降使者，本書音譯成「森治」，同樣有虛中想實的理由。Nomsz.把此人命名為Xamti，眼尖的讀者應很快可連想到法國伏爾泰（François-Marie Arouet）《中國孤兒》劇本中那位名叫Zamti、現代中文多音譯為「贊提」的官員。沒錯，Nomsz.曾將伏爾泰的劇本翻成荷語，人名稍改成Xamti。顯然，Nomsz.在本劇中挪用了這個人名。但更有趣之處，在於不管是Zamti或Xamti，都與滿清順治皇帝的「順治」語音接近。順治，在耶穌會士衛匡國（Martin Martini）的《韃靼戰紀》中以官話標音為Xunchi，但在東印度商業公司的荷蘭文獻中，是用漳泉或福州語音標記為Sungte、Somti，【註5】非常相似Xamti。這並不奇怪，18世紀時，以元代雜劇《趙氏孤兒》為範本的西歐文學譯作──如William Hatchett之《中國孤兒》，孤兒主角的名字Camhy，就幾乎與耶穌會士情報中的Camhi（康熙）【註6】皇帝相同。17-18世紀西歐文人的中國形象，就這麼虛虛實實。

Xamti╱森治之名的採用，雖然有如上述真真假假的內幕，但在真實世界中，確實是有明鄭大官陪同韓步魯克（Hambroek）牧師前往。那麼，這位明鄭大官他是何許人？中文史書未載其名，荷文文獻又拼音不一，至少有Sanqae、Zauyae以及Sauyae三種拼法。核對原檔後，可知Sauyae比較接近，此名在以前通常被音譯為「祚爺」。但從文脈判斷，「總爺」可能較正確，是鎮總兵的俗稱。當時參與圍城的明鄭鎮將，理論上都可擁有此稱呼。有一文獻註解說總爺大官（mandorijn Sauja）在 5月23日被任命為赤崁承天府府尹（landtdrost）【註7】，那此人大概可推測是曾任鎮總的楊朝棟。若然，楊朝棟不止接收赤崁樓，還負責勸諭臺灣城守軍棄城投降；翌年年初，揆一長官也將臺灣城鑰鎖交到他手上，算是第一代佔領軍的接收大員。不久，他就因故被鄭成功斬殺。

韓步魯克牧師考述

韓步魯克牧師受鄭成功之命入臺灣城勸降的時間、死期與斬首之地，如導讀所指出，由於劇本著重於單一地點、時間和主題事件，當然就無法按照時序與事實來著墨。不過，戲裡精彩，戲外值得今人記憶與再展演的往事其實更多，或許應該在跋後稍微考述一下。

在《臺灣城日誌》1661年5月24日條記事中，除了記載此時鄭、荷雙方仍於海陸有零星戰事外，也提及當日黃昏5點多時，韓步魯克牧師與赤崁省城（Fort Provintia）法庭議會秘書歐瑟偉（P. Ossewayer），以及前面推測的承天府新長官楊朝棟三人騎馬，在李仲與胡興兩名通事的步行陪同下，前往城中勸降。他們從赤崁樓出發往南走到鹽埕瀨口稍南，涉水再折往北走，經畜牧羊隻兼有崗哨的羊廄（Bockenburgh），也許是四鯤鯓一帶，然後到Utrecht碉堡，就是現在安平古堡旁的公墓停下來，等城裡的人出來迎接。但城內荷蘭守軍只答應讓韓步魯克牧師一人入城，楊朝棟與其他人則到臺灣街內等候消息。劇中，作者虛構楊朝棟進城合作演出，虛構，不外是戲劇張力主要來源之一。

《臺灣城日誌》記載韓步魯克牧師於隔天（即5月25日）4點多平安出城回鄭營。其他文獻有提到當天晚上，他還在赤崁替被鄭軍釘十字架的蕭?荷蘭通事蔡文達（Jan Druyvendael）等人徹夜禱告；這些人被控煽動新港附近土番反抗中國軍。【註8】其後行蹤成謎，並無直接文字述及。作者為了「捨生取義」劇情的需要，自行安排於25日荷鄭激戰中，在臺灣城東側廣場、大約是安平古堡東邊的古堡街上，韓步魯克牧師因有辱使命，被鄭成功下令斬首──當然，這也不是事實。

韓步魯克牧師何時、以及何故，在哪裡被砍頭，留待下一段說明。但25日確實是一場激戰，天未亮，牧師尚在在城內時，鄭軍罔顧談判慣例，突然發動重砲轟炸，荷方回擊，砲火猛烈半天。當天戰役，荷蘭資料宣稱自己死傷十數人，鄭方傷亡近千；【註9】中文文獻《先王實錄》曲筆寫成：「藩以臺灣孤城無援，攻打未免殺傷，圍困俟其自降」。原來，「攻打未免殺傷」這句話，不一定在表彰鄭成功的好生之德，反而是透露鄭方死傷有些慘、有些重。《實錄》繼言「隨將各鎮分派汛地屯墾，派提督馬信督轄兵札臺灣街守困之」；荷方資料更有趣，說風水師告訴鄭成功，臺灣城形狀像龜城，易守難攻；因此他令馬信停止砲攻，轉而派軍隊到各地屯墾，解決缺糧缺餉的迫切問題。【註10】此後到8月，戰場主要光景，變成鄭軍忙著佔領與接收人家土地。

回到韓步魯克牧師的下落問題。有人說他於7月5日在嘉義諸羅山被斬；【註11】也有說是在10月21日或23日於臺南新港（新市）引頸就戮。【註12】這些日期，都不正確。7月5日，是19世紀末東印度基督教宣教史研究者的主張，但核對其所引文獻，卻無確切證據。【註13】10月21日或23日，是引用《臺灣城日誌》10月24日條的紀錄，內容為荷蘭人當天從三天前，即21日由臺灣街逃入城內的兩名烏鬼仔（swarte jongens）口中，得知不少同胞在新港被斬首舊聞，其中包括韓步魯克牧師。顯然，牧師被鍘時日，絕對在10月21日之前。

《臺灣城日誌》8月13日條還有相關消息。城中的人於前天深夜逮到臺灣街搭小船與竹排要偷渡者，其中有韓步魯克牧師的烏鬼奴僕。根據奴僕的口供，此時牧師猶人好好地在諸羅山。【註14】由此研判，牧師應在8月中旬以後出事。韓步魯克牧師被斬時間，從情、理上推測，應在8月中、下旬。何故？鄭軍因缺糧而四處接收人家土地與產物時，中方文獻《先王實錄》記有「七月……援勦後鎮、後衝鎮官兵激變大肚土番叛」，這是著名的臺中大肚番王（Formosaense Keizer van Middag）起事，重創鄭軍兩、三千人的歷史大事件。【註15】參照荷方《臺灣城日誌》資料，臺灣番人殲滅中國大兵的時間，約略在8月15日前後，【註16】正值農曆7月。番王的捷報，中方文獻多謂：「其鋒甚熾，欲出援荷蘭」，彷彿歸咎原住民勾結荷蘭人或被煽動而作亂。鄭成功除迅速派大軍鎮壓外，立斬韓步魯克牧師等俘虜以儆效尤，自可預期。【註17】總之，牧師斷頭，應該在8月15日稍後幾天之內，圍城內的荷蘭人則在10月下旬才輾轉得知噩耗。頭落魂飛之地，日誌中兩位烏鬼仔口供所說的新港，也許可信。新港，不只是荷蘭時期宗教與行政的重要地點，明鄭佔領後，改為天興州治。在行政要區公開處決敵人，所達到的威嚇效果，不言可喻。

戲裡戲外的原住民形象

韓步魯克牧師有無可能因煽動原住民反抗而遭報復？或如上述被釘十字架的通事蔡文達至死否認指控一樣，是屬政治冤案？繼續討論這方面真相，意義恐怕不如回頭正視這齣戲中的原住民角色。

原住民，即福爾摩沙人（Formozaan），在Nomsz.劇本中，當然也不是重點，只在第二、三幕中跑跑龍套，當守衛；這名原住民守衛還是為了錢，遊走荷鄭兩陣營。戲裡原住民的浮光掠影：粗魯、傲慢。這也難怪，當年鄭成功突襲、圍城時，傳回歐洲的訊息是：經基督教文明化的原住民，居然不與荷蘭人基督徒弟兄對抗異教徒、暴君的國姓爺！

韓步魯克牧師入城勸降時，提到他們逃亡到諸羅山，沿途經蕭?、目加溜灣、?豆與哆囉嘓等番社，目睹原住民對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忠誠顯著衰退。屏東一帶的原住民，甚至開始嘲笑荷蘭人，幾乎都採取袖手旁觀的立場。這些消息，多已記載於一般讀者不難取得的《被貽誤的臺灣》、《巴達維亞城日誌》中。

但這樣的影像，難免讓觀眾或讀者納悶：不少研究都正面評價荷蘭東印度公司轄下的基督新教，認為他們在臺灣的宣教大抵是成功的，臺灣也因而由部落漸次步向文明社會。怎會如此一夕之間風雲色變？17世紀，基督新教在臺灣成效如何，就讓研究者繼續爭辯，這裡順手說說與韓布魯克牧師有關的戲外原住民故事。

東印度公司統治臺灣的末期，若再細看荷蘭文獻、檔案，各族原住民依然與公司關係不穩，北部新竹、桃園一帶泰雅族間之紛爭，一直被寫說臺灣史的專家學者所忽略。【註18】南部，則以屏東縣春日鄉排灣族力里社人（Durckeduckers）頑抗遷村最為顯著。1661年1月初，公司派兩百餘士兵及社番前往征討，沒幾天便制伏該社。【註19】南部戰事，似乎不因此而停息。到了4月時，?豆人又到屏東獵了三顆力里社人頭回來，於4月27日唱歌跳舞舉行傳統的「異教慶功儀式」。在?豆駐堂的韓步魯克牧師當然出面斥責，?豆番人一定也不滿，怒形於色。?豆原住民的「異教慶功儀式」，其實是西拉雅族開春祭典，4月底在海邊舉行，稱為Toepaupoe lakkang。【註20】這個祭典，清代《諸羅縣志》說該族「過年無定日，……或八月初、三月初」，可見西拉雅人繼續堅持傳統習俗，至少18世紀初還如此。

三天後，鄭成功大軍來襲，召喚剛因捍衛自己生存方式而被制止的西拉雅人，盡釋前嫌共同抵禦外侮，未免是一場鬧劇。原住民的多重角色，依然有一片天地可重塑。

重新出版的時代意義

《福爾摩沙圍城悲劇》發生在1661年，這一年，或許沒如John Wills Jr.《1688: A Global History》書中那樣的全球政治事件串連，但對臺灣記憶的再建，卻頗具關鍵地位。戲裡戲外發生之事，在往後官版「歷史」中，卻逐漸被刻意遺忘，或被另外的「正確」圖像所取代。18、19世紀，西歐身處啟蒙、理性與基督教德行的時代，荷蘭劇作家Nomsz.應時推出意識正確的再展演劇本，一位在落後、野蠻殖民世界「慷慨自我犧牲」的高貴模範生，因而再生產、再圖像化。日本時代有本劇的日譯文，並不突兀，至少與皇國、奉公犧牲無衝突。如今，中譯本在國內出版，有何意義？

若僅止於引徵文獻，細數Nomsz.的劇本，或者挑剔如今依然掛藏於荷蘭鹿特丹教會的《韓牧師訣別圖》之圖文有哪些枝節與事實不符等等，意義也許不大。別忘了，在劇中有著異教徒、暴君形象的國姓爺，後世有關他正面的文史與影劇之作，更多更夥。驅逐荷人、光復臺灣；民族英雄、海洋之子，等等，影像虛實重層，更甚於前者。糾纏虛實細節而丟掉宏旨，人生故事恐將索然失味。

1661年臺灣戲裡戲外，死了個牧師，死了近千位東印度公司人員與眷屬，死了近萬名南明王朝士兵。朝代更換的戰爭期間，人們還可看到端午水仙尊王，與七月普渡照常舉行。這些都是當時大事，有文字紀錄可尋。【註21】當年韓步魯克牧師與女兒在城內的感人對話，以及面臨外來勢力恣意占管時，地上百姓的真實感受與回應，兩者可徵資料皆寡少。然而，前者雖敗戰撤退，猶可透過劇作者的自由想像、創建，歷史圖像鮮明流傳到如今。後者卻成為創傷、失聲的一群，記憶的生成，多沿襲與背誦勝者之紀錄。美麗之島故事所以不連續，或充滿失敗、被支配的音調，主要原因在此。

因此，這本老劇新譯，目的不是教人再記憶異國英雄，而是讓國內歷史產業，或文化創產業界的文史、劇作家，再記起危機：當前主政者因政治信仰而急性、單方面地響應中國夢之際，國民之歷史記憶似又陷入再重組、分歧對立與不安的局面。既成的歷史偶像劇中，人民終屬配角，是否因此而導致觀眾在現實上呈現無力感或無關心狀態？歷史虛實的區別當然重要，但發揮社會想像力的土地歷史小說與劇本，透過不斷地再生產與再展演，反而更能喚起國民認同的最大公約數。本書出版的時代意義，或許應該在此。（本文作者現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註釋：

【註  1】參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網站：http://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

【註  2】幸田成友，1934，《和蘭?話》，東京：第一書房，頁87-104。

【註  3】不著撰人，1963，《清聖祖實錄選輯》，「臺灣文獻叢刊」165，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頁12。

【註  4】 J. A, van der Chijs ed., Dagh-register gehouden in't Casteel Batavia van 't passerende daer ter plaetsw als over geheel Nederlandts-India, Anno 1664, (‘s Hage: M. Nijhoff, 1893), p. 586.

【註  5】J. Nieuhof, An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to the Grand Tartar Cham, emperor of China: delivered by their excellencies Peter de Goyer and Jacob de Keyzer.(London, 1669),  p.133；荷文本 Het gezandtschap der neêrlandtsch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aan den grooten tatrischen cham, den tegenwoordigen keizer van China（Amsterdam, 1665）, Nauwkeurige Beschrijving van het gezandtschap, p. 183;《韃靼戰記》，亦可見於荷文本 Algemeene Beschryving van ‘t Ryk Sina, p. 255.

【註  6】 Pierre J. de Orléans, Nicolaas Witsen, History of the two Tartar conquerors of China,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1854), p. 44 ff.

【註  7】見：《臺灣城日誌》（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第四冊（按：此書即江樹生教授譯註之《熱蘭遮城日誌》），p. 676，註171。不過，正文推測是楊朝棟，也僅只停留在推測階段。畢竟，荷文本的編註者把 mandorijn Jooja（大官楊爺）誤抄成mandorijn Sauja了，原檔文字，參見：VOC1238, fol. 875r.

【註  8】《巴達維亞城日誌》有記此事，然僅置於第三幕悲劇（treur-spel, tragedie）中，期間為5月3日至7月5日前發生之事，未明確標出日期。見：J. A, van der Chijs ed., Dagh-register gehouden in't Casteel Batavia van 't passerende daer ter plaetsw als over geheel Nederlandts-India, Anno 1661, (‘s Hage: M. Nijhoff, 1889), pp. 484, 496, 508-509；村上直次郎譯注、中村孝志校注，1975，《?????城日誌 3》，東京：平凡社，頁 307-308。不過，土地測量員梅（Phil. Meij）的日誌則清楚此事件記在5月25日條之中。見江樹生譯註，2003，《梅氏日記：荷蘭土地測量師看鄭成功》，臺北：漢聲雜誌社，頁45-46。

【註  9】見《臺灣城日誌》1661年5月25日，及9月3日條。

【註10】《臺灣城日誌》1661年5月25日，及9月3日條；《?????城日誌 3》，p. 297。

【註11】C.A.L. van Troostenburg de Bruyn, De hervormde kerk in Nederlandsch Oost-Indie, （Arnhem: H.A. Tjeenk Wiilink, 1884）, p. 452。

【註12】P. Molhuysen etc. eds., Nieuw Nederlandsch Biografisch Woordenboek, Deel 5 (Leiden, 1921)，pp. 220-222. 據W. Ginsel, De Gereformeerde Kerk op Formosa of de lotgevallen eener handelskerk onder de Oost-Indische-Compagnie 1627-1662, (Leiden, 1931), p. 128，則言10月23日斬首。

【註13】在諸羅山被斬之說，是根據柯來福（J. Kruyf）牧師1662年10月13日於印度錫蘭Nagapattnam所寫的書信，見：Phil. Baldaeus, Naauwkeurige beschryvinge van Malabar en Choromandel, der zelver aangrenzende ryken, en het machtige eyland Ceylon. Nevens een omstandige en grondigh doorzochte ontdekking en wederlegginge van de afgoderye der Oost-Indische heydenen (Amsterdam, 1672), p. 119; 英譯文，見：Wm.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Described from Comtemporary Records, (London, 1903), p. 328，但該信只言諸羅山犧牲，沒說日期。F. Valentijn, Oud en nieuw Oost-Indien, 8 vols. (Dordrecht/Amsterdam, 1724-1726). deel 4, Beschrijvinge van Tayouan of Formosa, p. 91，亦未提及日期。

【註14】見《臺灣城日誌》1661年8月12日，13日；又，16日條有某士兵口供，提及荷蘭人通事蔡文達等於7月中被釘十字架，如註所見，日期應為記憶錯誤所致。

【註15】參見：翁佳音，2001，《異論臺灣史》，臺北：稻鄉出版社；以及〈再說大肚番仔王〉（Quata Ongh），待刊稿。

【註16】即9月3日之前十五天，大略推算後，大抵是8月15日星期一左右，換算成農曆，是7月21日前後，時間剛好符合中文文獻所載的「七月」。

【註17】事實上，《被貽誤的臺灣》已記載番社暴動，是荷蘭人俘虜所煽動，因而殺之，見：G. C. Molewijk ed., 't Verwaerloosde Formosa, (Zutphen: Walburg pers, 1991), pp. 172-173。

【註18】翁佳音，〈十七世紀臺灣北部的大泰雅族：龜崙社（Coullonders dorpen）新考〉，待刊稿。

【註19】《?????城日誌 3》，p.196；VOC1236, fol. 172-173。

【註20】O. Dapper, Gedenkwaerdig bedryf der Nederlandsche Oost-Indische Maetschappye, op de kuste en in het keizerrijk van Taising of Sina.(Amsterdam, 1670), p.30；英譯本：The Second & Third Embasie to the Empire of Taysing or China, (London, 1671), p. 30.

【註21】鄭荷戰爭傷亡人數，參見：G. C. Molewijk ed., 't Verwaerloosde Formosa, p. 145;Wm.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pp. 328, 445；José E. Borao et al. eds., Spaniards in Taiwan (Documents) Vol. II: 1642-1682,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2002), p. 598. 端午、普渡之事，參見：《臺灣城日誌》1661年6月19日、8月7日等條。